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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中译本序

 

  在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屈原(约公元前340~227)发问于天而成的诗篇《天问》。那位名震古今的诗者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索精神和优雅的诗句,拟写出一百七十多个有关天地万物、古史神灵的诘问,诸如:宇宙的始终、人类的由来、神灵的意志、人生的意义等。这些睿智博思的问题在当时要么是常人所未曾想、要么是庸人所不可思,自然也是长期以来都无人能作确切回答的。此所以曰“天问”——只能索答于天却无法问之于人的疑惑。
 
  而两千多年之后的波斯地区,一位非凡的圣哲:阿博都—巴哈(1844~1921)则对这类问题作出了精妙可信的解答。他虽生活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然而凭着神圣而崇高的信仰,深邃而远广的目光,以及卓越而出众的智慧,他为那些寻根究底、追求真理的人们阐明了困扰着当今世人的一系列既是神学又是哲学的问题;也解答了近现代思想家们苦苦思考的一些社会学难题。即便是到了今天,读者仍不难从书中看出其见解的独到精辟及逻辑的雄辩慎密所具有的强大说服力,以及跨时代的价值。它使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更清醒地思索存在的真谛,从而获得求知欲的满足和灵性上的启迪。对于在世纪之交,正经历着社会经济秩序、尤其是思想意识形态之巨变与重建的中国,阿博都—巴哈的启发性意义就更为深远。因为“中国是未来的国家”,“中国有最大的潜力”,“中国人追求真理最为诚挚”——阿博都—巴哈生前就曾如是评说。所以有理由相信这本《若干已答之问》会给提出“天问”的、好求索的中国人带来明白可信的回答,并引导有志者走出精神的误区,步入真理的殿堂。
 
    此书的中文本正是基于上述信念译编而成的。为了使书中某些重要的逻辑论题更加清楚明白,为了使大师的思路更加便利地为一般中文读者所循,译者在必要之处对少数几章的标题作了再次编辑(英文版的原题则保留在括符内),或是在原题上另加了关键词。书中的地名、人名都尽可能采用国内史地教材或词典中的既定译法。仅有少数未见诸一般教育文献者,则参考了其他资料。
 
    本书是以通俗易懂的访谈问答形式记述下来的。偶有不易理解之处,译编时已加入了脚注。但我们更多地是希望读者融会贯通,经过自己的思考来掌握原文的精神。因为此中的智慧与奥妙深刻而丰富,恐非我等凡人之妄论所能及。因此,翻译时我们尽力在中文流畅自然的基础上保持原词原意。为了帮助广大的国内读者获得最基本的背景知识,我们还特意编撰了一个小小的“术语浅注”,排在书末。以此将书中出现得较为频繁的专门语汇集中在一起,并根据巴哈伊信仰(旧称“大同教”)的权威文献《ABaha’i Dictionary》,以及联合圣经公会出版的中文《圣经》中的相应词条的注解作了简要说明。
 
    该书1981年英文版的前言对全书作了很好的概括,并提供了有关阿博都-巴哈生平及其信仰之背景的必要知识;1964年和1908年的英文版序言则对其成书的经过情形作了简短而生动的介绍。若要真正地理解此书,这些也不可不读,因而一并翻译了出来。同书于本世纪30年代就有了最初的中译本,译名是《已答之问题》。翻译者一位是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先生,另一位是翻译家孙颐庆先生。笔者虽不曾见到其书,却有幸得到了两位先师为其译本所题的序跋。其文寥寥数语便道出了个中真义,令人震撼,发人深思。因而也附于正文之后以飨读者。
 
    这部中译本的译编前后历时近两年,其中的甜酸苦辣未可尽述。能够最终告成,除了因为译者心里有着坚定的信念作为不竭的动力之外,还应归功于来自多方的关切与支援,特别是本书另一位译者小欧女士的可贵奉献与大力协作:她对本稿的初样作了详尽的评点,又为终稿的修订提供了自己的译本作参考,并细致地列出了对于争议之处的各种见地。该译本中有关基督教的部分章节及“索引”便借用了她的译稿作为蓝本。没有她的参与和付出也不会有这本书今天的样子。
 
    另一位无私奉献者是安东·蔚尔先生。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将初稿逐词逐句地对照英文原书以保证翻译的准确,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还有陈丽新女士、莫伟文先生、韩明老师等,以及许多相识的与不相识的朋友所给予的关心、鼓励和支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汉英词典》初版的主要编者之一、现任美国瑞德大学(Reed College)中文部主任的吴千之先生。吴教授在百忙之中欣然接受了对本译稿的复审工作,为终稿的准确流畅提供了进一步保障。此外,原籍伊朗的巴哈伊,美国路柯大学(Lewis&C1ark)历史系退休教授Dr.Nosratollah Rassekh也针对我们翻译当中久辩未清的疑难点提供了波斯文本的可靠信息。在此我要向这些令人敬重的良师益友们致以由衷的感谢,并向为此书的出版辛勤工作的编辑们顺致敬意。从这许多的关注与支援中我倍受感动地看到,其实大家是抱着共同的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这本书能够切实地产生启迪思想、开拓灵性视野的作用;为时下中国人某些既成观念的更新、道德风尚的重塑和精神文明的营建提供一种大智大慧的全新思路。若能如此,便是我们翻译《若干已答之问》的真正价值所在
了。
                                              ——译者 晓帆
                                              一九九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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