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及科学——促进和谐社会发展

　　为引出以上所提出的两个部分，我们需要简短地考察一下宗教的本质。人们一般将宗教视作是若干相互竞争的宗派，而每个教派都有它自己的一套信仰、特别的习惯和规定的做法。然而，这并不是对宗教现象的全面理解，也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果把宗教视作是一种不断演进、并反映人类精神历程的知识与实践体系，会对我们的理解有所帮助。它所包含的某些真理随着时间的推移仍保持其正确性，另一些则因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而与文明的进步相脱离，变得不合时宜。然而，作为一个整体，宗教总是能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最有价值的远见。

 

　　每个人都拥有无数的能力——身体上的、智力上的以及精神上的。身体方面的能力能使我们正确地运用自身的感官。智力方面的能力包括理性的力量和获取及运用知识的能力。精神方面的能力则使人类表现出一些质量，诸如爱、正义和智慧等，区分道德上的善与恶，从而超越自我。所有的这些能力都需加以培养以便使其充分发展和表现。如同身体要通过正确的滋养和锻炼才能强壮，智力必须通过对信息和抽象概念的学习与分析来加以训练一样，精神也需要通过领悟精神本质和遵守某些规则来培养。在此观念中，作为一个知识和实践体系，宗教的主要功能就是发展人类在精神方面的能力。

 

　　缺乏食物和锻炼，人的身体就会衰竭直至死亡；缺乏教育，就会无知；而缺乏精神培养，人的心灵就会变得冷酷而自私。但是，并不是任何可吃的东西都对健康有利，腐败的食物会带来疾病甚至死亡。错误的信息和虚妄的理论会使知识走向误区。宗教的反常形态也会扭曲人类的精神力量。在饥饿时，人们会饥不择食，哪怕是木屑和树皮。没有正确的知识引导，人的心智就会被空虚和危险的思想所吸引，缺乏正确的精神滋养，迷信会乘机而入以满足饥渴的灵魂。“不播种的地方就会长满野草。”因此，要杜绝用偏见和狂热的方式来滋养人类的灵魂。

 

　　在呵护人类的精神特质时，宗教的关注必然是超越性的。然而，这只是宗教的一个领域，因为它也涉及到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的实际问题。比如，如何协调家庭关系、如何养育孩子、如何培养美德、如何保持身体与情绪的健康、如何照顾病患和穷人、如何纪念死者、如何应对生活中的难题、如何与自然互动、如何解决冲突、如何在社会中维持秩序与正义——这些仅仅是宗教所提出的一部分实际问题。不错，神学与哲学问题是宗教知识这棵大树的树根，而具体的教义则是它的枝叶和果实，是与生活经历分不开的。

 

　　纵观历史，当摆脱迷信的束缚时，宗教便成为促进人类道德、知识以及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要了解这种力量的潜能，我们可以通过佛教在中国及亚洲其它地区的影响，摩西与基督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或是早期伊斯兰文明的出现来了解。这些宗教文明可能已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衰落暗淡，但我们不能否认宗教对于人类进步曾做出的贡献。

 

　　如阿博都·巴哈所说的，宗教就好像一支点燃的蜡烛：若在智者的手中，它就能照亮黑暗；但若在愚者手中，可能就会烧掉房屋和拿蜡烛的人。而任何特定的宗教信仰体系都应以其所产生的结果来判断它。它是培养美德的吗？是造福人类和维护安全的吗？它能为当今世界，特别是今日之中国做到这一切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宗教就必须接受严格的考察。首先，我们认为，应对作为一个知识与实践体系的宗教进行一番历史的考察。

 

　　为考察宗教表现的不同形式及其在不同时期中对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我们至少可将其分为三种历史模式：

　　（1）宗教表达了精神与物质之间一种辩证的关系；

 

　　宗教内在的精神与不断变动的外部物质世界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这种影响促进了宗教在每一阶段与特定时期和地方的经济、技术以及社会环境的逐步演进。宗教知识和实践因此既从属于不可改变的精神法则也从属于变化的物质法则。当其与精神法则和物质法则相一致时，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会得以发展，人类文明则会达至更高的境界，取得更大的成就。但如果宗教与其精神源头相脱离，或不再能够满足时代及地区的需要，它便会如枯死之树一样衰败动摇，它那过时的形式便会成为人类前进道路上的阻碍。它便成了迷信和对过去的盲目效仿。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能够清除那徒有空壳的死树，为宗教开辟一条表达精神实质的道路，为人类的演进发挥一种有益的创造性的力量。

 

　　将宗教视作一个知识和实践的体系，我们因此可以鉴别两个范畴：内在的本质与外在的表现。第一个范畴与精神方面的真理和神圣的美德有关，阿博都·巴哈将其称作“潜在精神的觉醒”、“人类良知的复活”、“道德原则的发展”以及“人类的精神进步”。这是“神圣宗教的本质特征”，对于所有的宗教传统而言这都是普遍的、共同的，也是“不变的、本质的和永恒的”。因此，就如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存在于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圣典之中一样，只不过采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已。

 

　　第二个范畴是关于物质世界中精神实质的外在表现。因此，宗教的外在形式可以被视作是其内在本质的表达方式。例如，所有的宗教都有关于祈祷、斋戒、婚姻以及离异的规定，都惩罚谋杀、暴力、偷盗和伤害等行为。所有的宗教也都调节人际关系并组织信仰者的团体。所有这一切都是普遍原则的外在表达，根据它们所形成的文化背景及其历史环境的不同而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2、人类集体成熟的过程

　　社会演进的各个阶段都以其特有的物质技术形式、科学思想和宗教信仰为标志。例如，通讯技术的发展是从以脚力传送口头信息发展到以马或船传送书写信件，再到电报、电话，最终是以网络方式传送信息。信息的数量与其可能传送的速度都已有了很大的增长。再比如，社会组织也已从家庭扩展为团体、再到部落、王国、帝国、现代民族国家，到如今已开始形成全球化世界体系。宗教信仰也已从个别社会群体的地方性崇拜扩展成为大国和帝国的宗教，如在中国和印度一样，进而形成世界性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最近倡导人类一体的巴哈伊教。　　

 

　　人类的集体发展就如同个人机体成熟的过程一样要经历婴儿期、孩童期、青春期、青年期直至成年。原始社会及其宗教活动属于人类的婴儿时期——完全依赖自然力，物质世界与想象世界之间几乎毫无距离。封建社会可以被视作是集体孩童期，在此阶段中，社会关系通常反映为一种独裁的家长制结构，比如皇帝，就被视作是人民之父。处于这种社会中的宗教趋向于表达一种与神圣者类似关系的模式。现代社会则很像是人类的青春期，主张自由意志和打破传统的家长制权威的束缚。当一个少年的身体完全发育时，其情感和智力却都还未成熟。因此，人类集体青春期的特征是“宗教之柱的削弱”和“混乱不堪”[1]

 

　　在成年期，原先各阶段应具备的不同能力全都达到了统一和谐。情感、精神和知识的能力都已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人类因对彼此间相互依赖的理解更加成熟而使道德得以加强。照顾他人，从照顾自己的配偶、孩子和父母开始，到为团体、为人类服务成为人们所关注的核心，人类逐渐结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全球社会，可以为其所有成员的福祉而使用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力量。这正如守基·阿芬第所说的那样：

　　“人类必须经历的漫长的婴儿期和孩童期已成为过去。现在人类正体验着伴随青春期的种种骚乱，这是人类演进中最动荡不安的时刻。当年轻人的急躁和莽撞达到其顶峰时，势必逐渐为成年期特有的冷静、智慧以及成熟所取代。随后，人类将进入一个成熟的时期，在此时期，人类将获得其最终发展所必须拥有的一切力量和能力。”。在这种情况之下，人的本性渴望正义、自由和安全，但其表现却是散乱与矛盾的方式：坚决斗争者想要摧毁过时的宗教形式和社会结构，原教旨主义者试图重新回归宗教原初的纯洁，狂热分子崇拜个人偶像，而拒绝传统道德标准的人们则过度地关注肉体及其欲望。[2]

 

　　为应对各种社会与宗教问题，重要的就是区分那些属于人类孩童时期的宗教现象与那些促进人类从青春期迈向成熟期过渡的宗教现象之间的不同。

 

3、宗教周期

　　人类从一个集体发展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进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些过渡时期，在这些时期中，精神真理、宗教表现与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瓦解了，必须加以重建。正是在这些关键时刻，世界宗教的创始者起而传教，从而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根本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包括摩西、佛陀、耶稣、穆罕默德和巴哈欧拉。尽管他们出现在不同的国家和历史时期，但其生平和教义却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考察这些相似之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们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

 

　　这些人物均以某种独特的方式经历了他们所描述为来自崇高、超越、不可知之本质——“上帝”或“宇宙大道”或“至高力量”的启示或他们对此本质的醒悟。他们感到被赋予了教育人类的神圣使命。并诠释了如何通过克服自我来更接近宇宙本体，如何减少人类的苦难，如何在人们之间建立和谐、道德和公正的相互关系，以及如何获得幸福和集体的福祉等教义。他们均声称自己是当代的神圣教育家，并预言在未来仍将会出现其它先知或觉悟者。他们描述了一个混乱堕落的未来时期以及最终将出现的一个善良、公正和团结的新世界。

 

　　科学知识是试图用准确和清晰的语言来描述物质实体，与之不同，这些人物所传授的知识是一种精神本质，它所诠释的概念和指向的事实不能直接被感官所感知。因此，他们应用诗歌或比喻的语言，其蕴意丰富，人们可依靠不同的灵性状态以多种方式加以理解。然而，这些教义却不仅仅是超自然或抽象的，也是实用的、与人类的行为和关系息息相关，并同时针对了宗教的内在本质和外部表现。

 

　　这些世界宗教的创始者没有受过系统宗教教育。他们在各自的社会中没有神职人员的地位，却最终由于其大智慧而为人们所推崇。他们对世俗的权力不感兴趣，而其权威却可与国王相比。尽管他们的教义深植于其生活的时代和地区的宗教文化之中，他们每个人却都带动了彻底的变化。一方面，他们承认并尊敬他们之前的先知，不将他们自己与以前的先知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他们批评当时的宗教实践是与内在精神相隔离的空洞仪式，是迷信和对人造偶像的膜拜。他们的使命是带领宗教达至更高、更卓越、更普遍的境界。为了强调宗教本质的内在真理，他们毫不犹豫地谴责那些最初的精神意义已被丧失殆尽甚至歪曲的普遍传统和准则。而由于这样做，他们经受了牺牲和苦难，这表明他们超脱于这个世俗世界的安逸与显赫。

 

　　毫无例外，这些伟大人物的教导所产生的影响导致了来自宗教和世俗双方领袖们的激烈反对。尽管反对者的权力和影响很大，他们却总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跟随者。这样，新的宗教团体便产生了，而且注定要成长和传播开来。

 

 

　　新信仰成为新意识汇集的中心，超越了部落、民族和国家间的障碍。“神圣的宗教是汇集的中心，在此，多种观点相遇，达成一致并成为一体”2

 

　　即使世界上最强大帝王的权力和影响也很少能持续几代人，甚至他们大多数人的名字除了做专门研究的历史学家外也被人们彻底遗忘了。而世界宗教的创始者们在离开这个尘世数百年甚至几千年后，却仍能获得亿万信徒的忠诚。

 

　　然而，以上只描述了宗教周期的一部分，当过去的宗教在历史的某些时期将文明推进至成就的顶峰后，它们也已逐渐走向衰落。当一些重要的信徒屈从于个人野心、依恋世俗权力且偏狭固执时，这一过程的种子就早已被种植于宗教社团的历史之中了。创始者去世之时是社团最脆弱的时候，此时，其宗教机构尚未稳固。教义阐释的差别与权力的竞争结合在一起导致了不同教派的产生，而每一派都声称自己是创始者真正教义的合法继承人。分歧还会延伸至对教义细节的阐释、实践的形式、对社会变革或超凡人物出现时的反应。

 

　　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太多的宗教团体逐渐陷入政治事务之中——他们自己被世俗的权力所诱惑，被国家利用为其权力授予道德上的合法性，或者为政治上的反对派所利用为其斗争给予道德辩护。无论他们卷入的性质如何，其结果都是宗教机构被政治冲突所牵连，流于派系争斗起伏的短暂命运。

 

　　在衰落过程中，宗教的内在本质逐渐被遗忘，而外部形式则变得僵化。试图为其注入新生命力的方式通常有三种：有些教派设法回复到过去时代的宗教外部形式，或倡导按字面意义来阅读圣典。对外部形式的依恋或按字面意义来解释圣典的做法导致了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产生了滋生仇恨甚至暴力的狂热主义。而其它通常带有神秘主义倾向的教派，在探索宗教内在本质时却极度轻视甚至否认外部表现的需要，这种方式滋养了纯粹的唯心主义和“始于言辞的又终于言辞”的空想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结果可能会建立起与社会需求无关的僵硬形式，从而助长了迷信。第三种解决方式是改革主义，它寻求使宗教形式适应当代的社会环境，却冒险迫使宗教接受不健康的社会倾向，变成了对社会的消极反映，而不是变革中充满活力的领导者，从而导致其凝聚力逐渐分散。

 

　　继而，在衰退期中教派增加，宗教使命变成了一种世俗或政治的职业，迷信增长，加上宗教复兴运动所采取的矛盾方式，宗教社团开始四分五裂，以至于几乎不能再称之为社团。它对社会的正面影响减少，却时常成为混乱的源头。

 

　　在这一阶段，信徒团体失去了凝聚力。许多人趋向于反宗教，一些人陷入迷信之中，而另外一些人则加入了由某些具有号召力的人物所创立的邪教，这些人将宗教元素与其自身是伟大的错觉混淆在一起。还有一些人在等待宗教创始人预言的实现，在战争和自然灾害中寻找迹象。在灾难中不能找到新的希望，然而令这些团体迷惑的“世界末日”却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在衰落期中，宗教团体的“世界”被打碎，其精神文明的“天堂”结束了。正是在这种时期，新的创始者出现了，开始了一个新的宗教周期，创立了“新天”和“新地”。

 

 

　　在前面几页中，我们试着简要概述了宗教作为一个知识和实践体系的某些特征，以及它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和它衰落及复兴的原因。我们的目的是要证明当宗教与科学的探询精神相协调，并摆脱了迷信与偏见时，就可以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进步中发挥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便是在这篇简短的阐述中，也似乎能清楚地发现，为了发挥这一基本作用，宗教信仰及其实践必须符合在特定历史时刻的紧急关头某些不可缺少的需求。下面是我们认为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要求宗教所具备的一些条件。把这些条件运用到我们的社会上将会呈现出特殊的意义。

 

　　1. 一个为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的知识和实践体系必须是团结的源泉。“假若宗教成了仇恨和分歧的缘由，那就不如没有宗教。没有这种宗教比有更好。”因此，一套能为社会利益服务的教义的基本特征是，能为它的追随者灌输精神活力，并为社会人民，各民族，甚至是全人类注入新的希望和爱。然而对团结的渴望不能只是一种手足之爱的表达。它必须带来个人能力的发展，使之成为能帮助他人消除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和宗教偏见的团结的建设者，促进各个社会形态中不同背景人们的和睦。事实上，宗教组织及其各种实践、机构的组成应体现出这种对团结建设的贡献。

 

　　2. 科学与宗教是知识和实践互补的体系，如鸟之双翼，二者对人类飞向繁荣均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只有当一个宗教信仰体系与科学相协调，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缘由。另外，宗教应为激发科学探索及独立探求真理创造智慧和精神条件，从而成为科学进步的积极倡导者。没有科学，宗教会变成空洞的传统，并导致狂热主义；而没有宗教，科学就不能响应人类向往超越自我的内在渴望。没有真正的宗教所提供的道德指引，科学会轻易地被用来毁灭人类幸福。只有科学和宗教联合起来才能根除迷信。

 

　　3. 今天，在中国和世界各地，都需要一种教育方法来帮助个人实现双重道德目的：作为一个人，获得在灵性和智力上的成长，并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为服务于我们时代的需要，这个教育方法必须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更需要从宗教中吸取向其学生灌输高尚理想的能力，帮助他们将其生活与精神原则结合起来，激励他们在精神上为争取道德的卓越而奋发。一套以此方式启发教育的宗教信仰体系不能过分强调个人得救，也不能培养比他人优越的情绪。而是应该通过服务他人，来培养正直、诚实、值得信赖、慷慨和耐心的质量。只有通过强调这种服务，宗教才能在当今时代帮助个人追求双重道德目的，而不滋生个人中心主义和自以为是。道德卓越的途径必须以谦卑而不是以自负和自夸为特征。

 

　　4. 虽然宗教应该与社会事务密切相关，它却应当将其努力限制在适当的行动范围中。特别是宗教社团不应追求政治权力。如果一种宗教要在此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它必须教导其信徒严格服从政府，在他们中间培养一种作为一个优秀而忠诚的公民的行为模式。

 

　　5. 当时代精神吸引不同的国家成为一个全球性团体，中国丰富的历史和昔日的成就使之能为这一过程做出独特的贡献。在此方面对中国社会发展有所帮助的宗教教义将促进对世界上各民族和国家的种族起源、历史、语言、传统、思想与习惯的多样性的理解和欣赏。同时，它会尊重中国自身文化的永久特征。这种宗教的信徒接受现代科学进步思想，而不是盲目的崇拜尖端技术所包装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他们会迫切关注现代的需求，同时又具有做出正确选择所需要的道德洞察力，而这些选择将为保存中国传统和思想宝库中的珍宝留出空间。

 

　　6. 中国传统对勤奋的强调是促成其繁荣的一种资产。对劳动价值的肯定是宗教教义能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能力的重要特征之一。该教义应提倡科学与艺术的获得以及工艺与贸易的实践是精神成长所必需的，这种体系将会激发其信徒建设性地参与到集体事务中去。宗教信仰不应将精神与其它世俗事务、超越与禁欲主义、高尚的道德标准与清教徒主义相混淆，而需要用无私的努力将精神理想转化成社会现实，明确关注生活实践方面的宗教教义能帮助巩固所必需的勤奋精神。

 

　　7. 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恶化已成为经济力量所驱动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之一，而这种力量却忽略了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能帮助社会面对这一危机的宗教教义必须能促进其信徒欣赏不可缺少的多样性及其美好，并理解协作、互助和互惠是自然界统一体的基本特征。这种理解将促进协作，而协作最终是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在避免贪婪、傲慢和自我扩张的精神教义的影响下，人们将探索有助于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途径和方法。

 

　　8. 除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外，现今可行的道德结构的发展意味着其它基本关系—─个人与团体之间，家庭成员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机构之间——在思想上的深刻变化。一种能帮助社会在其道路上发展的宗教的重要特征是，其按照人类成熟期的要求去塑造这些基本关系的能力。在此方面的特殊重要性是坚定地建立男女平等的原则。如果精神信仰毫不含糊地表明，性别只是人体的一种特征，与人的智力和精神无关的原则，那么，这些进步就能得以巩固，两性间的平等就能进一步得到提升。

 

　　9. 在中国文化和文学中，“中庸”是长期以来塑造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原则。在当今世界背景下，对这一原则的正确解释和运用将对中国文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只有鼓励实行适度的原则，从而提防极端主义导致的混乱和破坏的宗教教义才能帮助中国人民沿着自己所规划的道路前进。这种教义往往抵制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二分法则，远离对真理的狭隘解释，提倡一种精神与物质相结合的生活方式，并渴望不断提高对真理本质的洞察力。

 

　　上述的阐述表明了我们对宗教的一般理解。在我们看来，一个对宗教正确理解的基本构架，将有助于个人和社会团体理性地面对宗教的种种表现，从而有效地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地发展。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我们提出了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要求宗教所具备的一些理想特征，希望能引导信仰的力量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阿博都·巴哈曾说，“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力，中国人追求真理也最为诚挚。……中国是属于未来的国家。”作为巴哈欧拉的信徒、阿博都·巴哈的追随者，我们祈愿中国人民能够走上繁荣昌盛之路，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其独特的贡献，从而实现古代先贤所追求的大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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