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巴哈伊信仰与中国
星期三, 08/12/2009 - 17:56 — sohobahai
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和守基·阿芬第生前都曾对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以及最多人口的大国表示过极大的兴趣。阿博都-巴哈说过“中国是未来的国家”。他在一份书简中写道：
中国，中国，到中国去！巴哈欧拉的圣道一定要传导到中国。那位圣洁崇高教导中国人的教师在哪里？中国有最大的潜力，中国人追求真理也最为诚挚。教导中国人的巴哈伊教师一定要先具有中国人的精神，了解中国人的经书，学习中国人的习俗，以中国人的辞汇和他们交谈。这些教师要以中国人的灵性福祉为念，而不得有任何私心。在中国，一个人可以传导许多人，可以教育培养崇高的人士，他们将成为人类世界中的明亮灯烛。诚然，我说，中国人能免于任何狡诈伪善，为崇高的理想奋斗。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将亲自到中国去。
中国是未来的国家，我希望适当的教师能受鼓舞而到那广大的国家，建立上帝王国的基础，促进神圣文明的本质，并高举巴哈欧拉圣道的旗帜去邀请人们参加上帝的圣宴。
巴哈伊信仰在中国的最早史迹是一个名叫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商人于1862至1868年在上海居住。他是巴孛的一个亲戚，从事中国茶叶、瓷器和金银首饰等贸易。1870年后，他还在香港居住过一段时期。1879年，他的弟弟哈吉·米尔扎·布祖尔格也到香港与他合伙做生意，并一起开办了一家贸易公司。他们俩与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有通信来往，但从其内容上看不出他们是否在中国传教，只是提及在中国的一些生意的情况。巴孛妻子的侄儿阿加·米尔扎·易卜拉欣于1881~1882年间也曾在香港居住过。1888年有两个巴哈伊到过西藏。
二十世纪初，陆续有一些伊朗的巴哈伊信徒到中国旅行或经商。查尔斯·里米和霍华德·斯特鲁文于1910年到上海，他们可能是第一批到中国的西方巴哈伊信徒。在中国真正有组织的巴哈伊活动是从侯赛因·乌斯库利与他的两个同伴1914年抵达上海后才开始的。侯赛因·乌斯库利稍后将家人也带到上海来定居，这意味着巴哈伊信徒在中国有了第一个固定的活动地点。侯赛因的家成为在中国以及访问中国的巴哈伊信徒的集会点和接待站，也是巴哈伊信徒在中国的最早传教基地。在1928年，巴哈伊信徒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地方灵体会，成员包括一些中国信徒，侯赛因·乌斯库利任第一届秘书。他还是守基·阿芬第与中国方面保持联系的主要渠道。1935年他访问了台湾，并留在那里做了一段时间的茶叶生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中，侯赛因·乌斯库利可能是唯一的长期定居中国的外籍巴哈伊信徒。1956年2月，侯赛因·乌斯库利在上海逝世，终年82年岁，葬于上海江湾公墓。
据史料记载，第一个成为巴哈伊信徒的中国人名叫陈海安（音译）。他曾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他大约是在1916年4、5月间在芝加哥接受巴哈伊信仰的。入教后，他立即显示了极大的传教热情。在1916年底离开美国返回上海之前，他曾在一封致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将于12月22日乘船返国。请为我祈祷上帝将指引我的工作。我将在上海与一个名叫巴希的波斯巴哈伊信徒会晤，并将努力在上海建立中国巴哈伊灵体会。”在同一年，一个名叫司徒威的定居夏威夷的中国人在那里接受巴哈伊信仰，成为夏威夷华人、也是所有美籍华人中第一个巴哈伊信徒。
对巴哈伊信仰在中国传播起过突出作用的是一位名叫玛莎·鲁特（Martha Root）的美国人。她是一个美国富翁的女儿，曾游历世界许多地方传导巴哈伊信仰。1917年7月她作多国旅行时曾在东北作过短暂的停留。1923年4月她第一次专程来中国传教，逗留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其中有七个多月是在北京居住，其余时间她在中国沿海和内地作了广泛的旅行，足迹遍至天津、济南、曲阜、徐州、南京、烟台、上海、杭州、苏州、武汉等地。在近百所各类学校发表演讲，举办讲座。她交游甚广，结识诸多政府高层官员、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包括黎元洪总统的顾问。她还在一些中国的英文报纸上发表文章，并将其中一些用中英文汇编出版。她也做过英语教师，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学校授课或担任教务工作。1924年3月底从上海到香港，为巴哈伊信仰在香港的传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同年4月至5月间，她再度返入中国大陆，在广州拜会孙中山先生。据她回忆，孙中山饶有兴趣地听她讲述巴哈伊信仰的情况，还向她索要了两本介绍巴哈伊的书。1930年，玛莎·鲁特第三次来华，在广州电台作过演讲，在广州的《广州市政日报》上发表介绍巴哈伊信仰和世界语的文章。她还拜会了广东省国民政府主席陈枢铭将军。在第二次会晤时，陈枢铭对她说：
前两天你送给我那本小册子之前，我原对巴哈伊运动所知不多。读了这本小册子后，我们认为巴哈伊是个预言家。中国现在正需要预言家。这种教义起码可以使中国和其他国家获益极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适合接受这些教义，因为中国的文明基础就是世界和平。
玛莎·鲁特在中国传教的另一显著成果是使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博士接受巴哈伊信仰。曹云祥是有名望的教育家，年轻时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读书，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外务次长。他成为巴哈伊信徒后，不遗余力地在中国推广这一教义。他翻译了一些巴哈伊经典，并著书撰文介绍巴哈伊信仰，影响了许多中国人。曹博士将巴哈伊信仰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研究，讲了下面这段话：
分析一下中国文化便会发现，东方的哲学家们遇有忧虑时便深刻反省。巴哈伊运动是一种深刻反省的新方式。巴哈伊的教义为人们提供了他们正在寻求的帮助。中国，实际上乃至整个世界此刻在呼求灵光。目前人们对巴哈伊教义以及解释这些教义的书籍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其原因就在于此。既然有需求，便会有探索，因此也就会有满足。这是一种伟大价值的新预言，它正在解放人们的思想，促使人们活跃起来，使得宗教在解决世界性难题时更加具有能动性。对于这一切都有一种需求，中国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这一迫切需要。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陈腐不堪、半死不活的教义中。巴哈伊信仰的这一预言提供了一个新的理想，不依照它，世界便行不通。各种旧的宗教会不断挣扎下去，直至消亡。它们大概从未尝试去接受这种教义。整个世界会不断沉沦下去，直到触到了最底层的沉渣，然后才又会再次浮动。中国社会一直就是这样。若干年的多灾多难之后，就会出现某位统治者或圣贤，于是社会就有数百年的进步，之后又会故态重萌，旧病复发。然而，现代中国已经经受不起旧病复发了。孔夫子本人就曾教谕过，每五百年必有王者圣人或改革者兴。
曹博士继续谈到：
我有时会扪心自问：中国人民会怎样对待这些教义？在东方各民族中，有些民族对待宗教的严肃程度远远超过西方或中国。近东和中亚的人民把宗教视为命根子。这些民族为了宗教可以不顾一切。我的问题是，中国人会像近东各民族那样严肃地对待巴哈伊运动吗？根据以往的历史，如果没有政府或某位君主的鼓励，中国人民很少曾这么热切地对待过宗教。根据现代中国统治者们的情况看，他们已经学到了很多很现代化的西方思想，所以现政府及其领导人还并没有试图用宗教运动来帮助解决中国的事务。然而在解决这些国内事务中，他们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迅速进展。因此，严肃的思想家们和正致力于深刻反省人类心灵并正在从上帝那里寻求精神指导的领导人们，不妨借鉴并了解一下这一来自巴哈欧拉的预言的价值。因为这一新运动不仅满足了当今之需要，而且为人类的未来提供了一种理想。在彷徨徘徊之际，中国人民可以在此看到一线灵光。
另一位中国人廖崇真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接受了巴哈伊信仰。1923年春季，他回到家乡广东，将巴哈欧拉的《隐言经》、《世界书简》、《塔拉扎特》（亦称《美德书简》）和《伊什拉卡特》等著作的英文本译成中文。这是所见到的最早的巴哈伊中文书籍。当时身为广东省政府官员的廖崇真也为玛莎·鲁特安排会见许多中国政府官员并作翻译，孙中山就是其中一位。
三十年代，巴哈伊在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活动日见增多，一些巴哈伊中文书籍得以出版，报刊上介绍巴哈伊信仰的文章也多了起来。但信徒的数目似乎没有太大的进展。这一时期在巴哈伊信徒主要活动地点的上海只有十名成员。这似乎与中国局势动荡多变有关。1937年6月间，玛莎·鲁特从日本第四次来中国，由于日本侵略军不断轰炸，形势危急，她只逗留了不到一个月就被迫离开上海去了马尼拉。1939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尽管环境恶劣，巴哈伊信徒的活动仍在继续。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管大陆政权时，究竟有多少中国人成为巴哈伊信徒，由于缺乏有关的历史资料，无法确切地统计，但相信不超过一千人，其中有一些是在海外（主要是在美国）成为巴哈伊信徒，然后返回中国的。
1956年，台湾第一个巴哈伊地方分会在台南成立。同年11月，在台南召开了第一次“全台湾传导会议”，有41个信徒参加。在此几个月前，巴哈伊还在台南开办了台湾第一所巴哈伊暑期学校。两年后，台湾的第一个巴哈伊中心在台南成立。1967年，巴哈伊教台湾总会成立。
香港的巴哈伊活动一直没有间断过。绝大多数访华或在华居住的巴哈伊信徒都到过香港，带动了巴哈伊在那里的发展。1956年，香港的巴哈伊成立了第一个地方灵体会。1974年，巴哈伊教香港总会诞生。澳门也紧跟香港的步伐，在1958年成立了第一个地方分会。到1989年，巴哈伊教澳门总会成立。
至于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巴哈伊的境况，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其活动完全停止。这一点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同。这两大宗教在中国的传播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信徒为数众多，特别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称回教）信徒达上千万人之巨，形成了牢固的传统根基，所以它们能够生存下来。反观巴哈伊信仰，它本身是个十分年轻的宗教，在中国的传导不过数十年的历史，所以打下的基础要狭薄和脆弱得多，自然难以生存下去。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巴哈伊的活动才再次在大陆出现。不过，总的看来，巴哈伊在中国的传导活动主要局限于个人交往范围。因此，在中国大陆原本就缺乏基础的巴哈伊信仰，一时间恐怕是难以有大作为的。目前，巴哈伊在中国大陆只有一些零星的信徒，多数在南方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信徒人数大约不足两万，至今尚未成立灵体会一类的组织。
然而，巴哈伊教组织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上半叶便开始与中国政府有了官方性质的接触和交往。尤其本世纪初中共中央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并将之纳入基本国策以来，交往与合作显著增长，形式也更加多样。在这方面，巴哈伊教澳门总会和香港总会扮演了主要角色。1993年，应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的邀请，以崔少卿为团长的巴哈伊教澳门总会代表团访问北京，先后拜访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并举行座谈。这是巴哈伊教组织首次与中国政府进行正式的交往。
2005年10月，同样受国家宗教事务局的邀请，由江绍发任团长的巴哈伊教澳门、香港总会代表团访问了北京和上海，拜访了国务院港澳办、国家宗教事务局及其属下的中国宗教杂志社和宗教文化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教研究中心、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华全国妇联、上海市委统战部、上海市港澳办、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会、中国基督教协会、上海市佛教协会和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对这次巴哈伊教澳港联合代表团的应邀访问，中方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高规格的接待，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亲自接见并与代表团座谈。他在讲话中指出，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5年初发表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讲话，而宗教是构建这样社会的要素之一。他对巴哈伊信仰倡导人类一家及团结与和谐的至高理念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表示愿意与巴哈伊教开展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这次访问还为2006年双方在澳门联合举办宗教与和谐社会主题研讨会确定了初步构想。
2006年8月，巴哈伊教澳门总会与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在澳门共同举办了跨宗教的“构建和谐社会——探讨宗教的作用”的研讨会，国家宗教事务局派出十多人的高规格代表团参会，包括现今中国五大宗教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学术机构在内的与会者作了二十多项发言或论文提交。这次史无前例的研讨会从三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宗教史的新里程碑：1，中国中央政府的最高宗教事务机关首次与新兴宗教组织共同举办研讨会；反过来，这同样也是巴哈伊教组织首次中国政府正式合作。2，中国政府与一个宗教机构共同举办、同时邀请多个其他宗教组织、宗教学者正式交流和探讨宗教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这不仅在澳门、即便在大中华范围也是第一次。3，正如名称所示，这个研讨会绝非单纯的学术探讨和研究，国家宗教事务局派出高规格代表团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中国政府承认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次研讨会的发言稿和论文后来被辑录于《宗教与和谐社会》一书，叶小文局长亲笔作序，由新纪元国际出版社于次年出版，为同类主题的第一部中文书籍。
2006年10月，巴哈伊教澳门总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教研究中心在澳门共同举办了“以灵性教育为主导的新型教育观”研讨会，主要议题围绕巴哈伊信仰的教育观。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以及香港和澳门的学者、高校学生80余人与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巴哈伊教研究中心主任吴云贵、副主任周燮藩以及巴哈伊教亚洲洲际顾问团委员罗兰、麦泰伦、巴哈伊教澳门总会主席江绍发、香港巴哈伊教总会主席方玉兰等出席会议。会议就巴哈伊教的“新世界秩序”理念和“巴哈伊教的教育思想”两个论题进行专门的讨论，收到主题论文12篇。这次研讨会重点讨论的主题是“巴哈伊教的教育思想”，同时，与会学者专家还对巴哈伊教的“新世界秩序”的思想进行归纳和阐述，认为“新世界秩序”理念是巴哈伊教核心教义“上帝独一，人类一体，宗教同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不同视角对“新世界秩序”表达了各自的观点。
2006年12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教研究中心和美国环太平洋地区教育与发展协会联合召开的“巴哈伊教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
2007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教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巴哈伊教研究所、香港大同文明协进社（现为香港全球文明研究中心）和巴哈伊教澳门总会共同主办、由青岛大学《东方论坛》编辑部承办的“追求内心和谐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青岛大学国际学术中心举行，来自北京、山东、福建、广东和港澳地区的学者专家近30人出席，就各宗教关于内心和谐与社会和谐建设的思想与实践以及认识和研究巴哈伊教的情况发表论文18篇。应山东大学巴哈伊教研究所所长、国内研究巴哈伊教的领先学者蔡德贵教授邀请，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教研究中心主任吴云贵研究员委托张新鹰副所长，与该中心代表、伊斯兰教研究室副主任王宇洁博士参加研讨会并发表论文。该会还探讨了今后对巴哈伊教学术研究的思路和设想。
2007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教研究中心、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全球文明研究中心及巴哈伊教澳门总会在上海共同主办了“科学、宗教与社会及经济发展——巴哈伊教为和谐社会作贡献的思考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约三十名专家学者出席，这也是首次完全以巴哈伊视角探讨和谐社会的研讨会。
2008年6月，香港教育学院心灵与宗教教育中心、香港教育学院公民教育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教研究中心主办、香港全球文明研究中心协办的 “人类宗教与社会发展：心灵与世界公民”研讨会在香港教育学院举行。该研讨会通过探讨个人、机构和社区在本地、国家及正在形成中的全球社会中能发挥的作用，商议在全球化背景下宗教如何为促进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资深学者吴云贵教授和香港教育学院的王秉豪教授分别做了题为“巴哈伊社会发展观述评”和“宗教与伦理的精神基础”的主题报告。大陆及港澳的学术界、教育界以及来自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巴哈伊教的二十多位人士参会。
2009年10月，巴哈伊教澳门总会再度与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合作，在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之际成功举办了“共建和谐：科学、宗教与发展研讨会”，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宗教界、政府界和学术界的近两百名人士参会，主题发言和提交的论文多达六十多篇，论题、观点和视角涵盖了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儒教和巴哈伊教。在会议期间，吕晋光司长率国家宗教事务局代表团拜访了巴哈伊教澳门总会并举行座谈。全体与会者还出席了巴哈伊教澳门社团举办的纪念巴孛诞辰一百九十周年晚会并参观了按巴哈伊原则创办的联国学校。
2009年11月29日，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陈宗荣先生及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杨源兴先生等拜访了巴哈伊教澳门总会。
巴哈伊教澳门总会主席江绍发还以巴哈伊教代表的身份应邀参加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2009年10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庆典以及同年12月澳门回国祖国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周年庆典。
2007年夏季，巴哈伊教澳门（香港）代表团受国家宗教事务局的邀请，访问了陕西和宁夏的宗教管理机关、各宗教协会、若干寺庙教堂及妇联组织，举行了一系列的观摩、交流和座谈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这是巴哈伊教组织首次与内地地方政府及有关组织的正式交往。
此外，隶属于巴哈伊国际出版社（BPI）、设于澳门的新纪元国际出版社（NMPI）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今已成为全球最大和最重要的巴哈伊中文书籍出版发行机构，其出版的上百种书刊为巴哈伊信仰在华人社群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出版社的宗旨是“提升个人灵性，促进社会和谐”，致力于为广大读者呈献全新的“知识和智慧之源”，即现时代显圣者巴哈欧拉所启示的切合人类当今需要的精神洞见和信仰原则。
2009年8月，由新纪元国际出版社主办、全球文明研究中心协办的“巴哈伊翻译工作研讨会”在中国珠海举行，来自中国两岸四地及东南亚和美国的近五十多位从事巴哈伊翻译、写作、研究和出版的人士参加了这个有史以来同类性质的第一次盛会。除了交流切磋翻译经验和心得，与会者还商议了首部《英汉巴哈伊词典》的翻译出版事宜。按新纪元国际出版社拟定的计划，该词典将于201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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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巴哈伊教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展望它在中国的前景，从契合两千多年前孔子的大同观到当今的和谐社会观，可以说它在中国这片兴旺的土地上找到了琴瑟共鸣之处，发现了滋生繁衍之境。玛莎·鲁特女士于50年前在战乱时的上海写下的这段饱含情感的生动文字，可以说表达了巴哈伊团体对中国所寄予的殷望：
……此时此刻在上海，我亲眼看到了巴哈伊信仰将来能够造福中国的征兆。凭窗远眺，我看到乌云笼罩着中国，笼罩着大海，笼罩着杨子江。天空看上去仿佛阴沉无比，暗淡无光。然而，此时此刻，在那阴森恐怖、缓慢移动的黑暗后面，一轮巨大的光环正在冉冉升起。那笼罩着大地的乌云正渐渐地、不由自主地从视野中消失，不可思议地慢慢融进那白昼的美妙之中。一轮红日蓦然跃起，光芒四射！如此天光，势不可挡！今天终于阳光明媚，所有的黑暗已经过去并为人们所忘却。巴哈欧拉如太阳一般出现在中国的思想家们面前。这些思想家们在黎明等候一个新纪元的破晓之时，看见了真理的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