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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论:反省的时机

 

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之一,其显著特征是无数次动乱、革命和对过去的急剧背离,从殖民制度的解体和十九世纪伟大帝国的瓦解,到广泛而具灾难性的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试验的兴衰,其中一些剧变极具破坏性,导致千百万人死亡,旧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消失,确立已久的制度崩溃。
 
其他一些运动和趋势显然是积极性的。科学发现和新的社会见解推动了许多进步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重新定义人的权利和肯定人的尊严的道路已经铺平,个人和集体成功的机会增多,人类提高知识和觉悟的新途径也已畅通。
 
这样的双重过程——一方面是旧制度的瓦解,另一方面是新思维的萌芽——证明了在过去一百年间不断得到加强的单一趋势:人类越来越相互依赖和融合!
 
这种趋势可以从广泛的现象中观察到:从世界金融市场的融合(这进一步表明人类对多种多样相互依存的能源、食物、原材料、技术和知识的依赖),到环球通讯和运输系统的建立。这种趋势还反映在人类对地球生物圈环环相扣、互为关联的科学认识,这一认识又造成了对全球协调行动的迫切需要。它还体现在(虽然是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现代武器系统的威力已逐步发展到了一小撮人便足以毁灭全球文明的地步。人们已从其既有建设亦有破坏的表现普遍地认识到这一趋势,这使得那幅熟悉的地球照片——幽深无垠的太空中一个蓝白相间快速旋转的球体——更加教人刻骨铭心。它使人们形象地意识到:尽管千姿百态,参差各异,我们本是同一个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家园。
 
这种趋势还体现在世界各国为了建立一个能够保障人类和平、公正和繁荣的世界政治制度而作出坚决的努力。在本世纪,人类曾两次试图建立新国际秩序,每次都尝试推行全人类相互依赖的新观念,可同时又想原封不动地保持国家主权至上的制度。站在本世纪即将结束的角度看,国际联盟打破了旧的共同安全观,标志着向新世界秩序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催生出了人类的第二次努力,其基础是主要由那场战争的战胜国所起草的《联合国宪章》,在过去的五十年间,它提供了寻求最终解决办法的国际论坛。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机构是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崇高象征。
 
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联合国已经表明人类在卫生、农业、教育、环境保护和儿童福利等方面能够统一行动。它肯定了我们建设一个更加美好未来的共同道德愿望,国际人权公约的广泛采纳就体现了这一点。它显示了人类深厚的同情心,对贫穷大众提供人力和财力资助即为明证。在至为重要的缔造、实现与维护和平方面,联合国已经开辟了一条通往永无战争的未来的勇敢大道。1
 
然而,《联合国宪章》提出的总体目标却被证明是有欠明确的。尽管它的缔造者怀有崇高的愿望,可五十年前联合国的建立并没有开创全人类和平与繁荣的新纪元。2
 
虽然联合国为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确实起到了作用,不过近五十年来仍发生了数不胜数的地方、国家和区域的冲突,夺去了千百万人的生命。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刚刚得到改善,消除了它们之间冲突的意识根基,长期郁积的种族和宗派情绪又冒出头来,成为新的冲突之源。而且,尽管冷战的结束减少了全球毁灭性战争的威胁,但能够致使全球毁灭的武器、技术和一定程度上能导致战争爆发的情感因素依然存在。
 
同样,社会事务中的严重问题依旧持续。当人们在促进健康、持续发展和人权的全球计划上达成新的水平的共识时,许多地区的局势却已经恶化。好战的种族主义和宗教狂热的惊人扩散,物质主义的恶性膨胀,犯罪和有组织的罪行的迅速蔓延,盲目的暴力行为的大范围增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男女不平等仍旧继续,由家庭普遍解体所导致的两代关系受损,放纵的资本主义的贪得无厌和政治腐败现象的增多,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至少有十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是文盲。3
 
在崩溃和更新这双重过程把世界带向某种极点时,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及时地提供了机会让人类静下来反思如何共同面对自身的将来。事实上,许许多多的各种有益建议近来已经出现,旨在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改善其协调各国对这些挑战作出反应的能力。
 
这些建议大体上分三类。一类主要针对联合国机构中的官僚行为、行政管理和财政问题。另一类建议重组某些机构,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和布雷顿森林经济体制。还有一类建议改组联合国的政治结构,例如要求扩大安理会和(或)重新斟酌《联合国宪章》。4
 
大多数建议是有建设性的,有些还颇引人争议。其中最为周到和深思熟虑的是全球统制委员会的报告,题为《天涯比邻》。它主张广泛采纳新的价值观并改革联合国组织结构。5
 
为了能对正开展的有关这一极其重要问题的讨论和磋商有所贡献,巴哈伊国际社团认为有必要阐明自己的主张。我们的主张是基于以下的三项初步建议。
 
首先,有关联合国未来的讨论应该立足于国际秩序演变及其方向的大背景。联合国与二十世纪后期其他一些重要组织共同演进着。从总体上讲这些组织规定着国际秩序的演变,同时自身也被这一演变所改变。因此,对联合国的使命、作用、运行原则乃至活动都只能根据它们如何适应更广泛的国际秩序这一宗旨来加以考察。
 
其次,既然人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那么人类的每一个成员生来就是交承这一整体的重托。这种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构成了大多数人权的道义基础;一些联合国正式文件正试图为这些权利作出定义。它也有助于为国际秩序在确立和维护个人权利上规定首要的宗旨。
 
第三,有关未来国际秩序的讨论要设法让人类的大多数参与并激发出他们的热情。这种讨论是如此的重要,因而绝不能仅限于政府、商界、学术团体、宗教或民间社团组织的领导者。相反,这种讨论应该安排基层男女都参加。广泛的参与能够提高世界公民意识,从而使讨论本身自我强化,并由此不断增加对扩展的国际秩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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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BoutrosGhaliBoutros. 1992. An Agenda for PeacePeacemaking and PeaceKeeping.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the Statement Adopted by the Summit Meeting of the Security CouncilJanuary 31New YorkUnited Nations.
 
2.《联合国宪章》的“序言”的确是人类统制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篇章:
我们,联合国各国家决心做到
让未来的人类不再遭受历史上曾两次带给人类极度痛苦的战争灾难,
重申基本人权、人的尊严和价值、男女和不分国家大小一律享有平等权利的信念,
制定有关执行条件,以维护对出自于各条约以及其他国际法渊源的各项义务的公正和尊重,
争取更大程度的自由,藉此推动社会进步,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为此我们要
力行宽容,彼此象睦邻般和平共处,
联合我们的一切力量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
通过原则的采纳和方法的确定,确保不动用武力,除非为了共同利益,
运用国际机制促进各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
我们决心共同努力达到这些目的。
为此,我们各国政府,通过各自的合法全权代表在旧金山开会,同意本《联合国宪章》,并藉此成立一个国际组织,名为联合国。
 
United Nations.1994.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DPI/511-93243-April 1994-40M.
 
3.The World Bank.1994.World Development Report.pp.162-163.(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近来有许多建议就某一特定问题范围论述对联合国的体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例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的共同未来》提出许多改革建议,如建立一个专门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来协调联合国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促进发展的行动。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同样,勃兰特委员会的报告《南北共同危机:为世界复苏协同努力》提出了金融、贸易和能源等重要领域的改革建议,因为这些方面影响到南北的不平衡。
The Brandt Commission,Common Crisis North-south:Co-operation for World Recovery.(London:Pan Books,1983.)
要求联合国广泛变革的书面建议也很多,并且不断增加,在迎接联合国诞生五十周年时尤其如此。第一次主要而认真的对联合国的评价出现在五十年代《联合国宪章》发表十周年期间。在这方面,1958年出版的路易斯.B.索恩和格伦维尔·克拉克的《通过世界法律实现世界和平》一书最早之一明确提出取消否决权,应被视作里程碑。
Grenville Clark,and Louis B. Sohn,World Peace Through World Law.(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更新近的提议当中有“斯德哥尔摩创见”,提出了多方面强化联合国的见解;哈罗德·斯塔森的《联合国重组的可行方案》,逐条逐款地提出了修改《联合国宪章》的建议;本杰明·费伦奇的新作:《全球生存的新法律基础》,提出了一系列冷静和充满法律思想的改革建议,它们所根据的前提条件是:只要不损害他人安宁和有尊严地生活的基本人权,国家、民族和个人有权任意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道路和方式。
The Stockholm Initiative on Global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1991. Common Responsibility in the 1990’s.(Stockholm:Prime Ministers Office,Stockholm,Sweden.)
Harold Stassen,United Nations:A Working Page for Restructuring(Minneapolis:Learner Publications Company,1994.)
Benjamin Ferencz,New legal Foundations for  Global survival(Oceana Publications,1994)
 
  5.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rhoo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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