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教（1）
星期二, 03/31/2009 - 16:12 — sohobahai
十九世纪初期，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世界都在企盼救世主的出现。在波斯，两位有影响的神学家谢赫·艾哈迈德·阿赫萨伊与其门徒和继承人赛义德·卡齐姆·拉西提宣讲一种与什叶派正统信仰大相径庭的教义。人们称此派的追随者为“谢赫派信徒”。这些谢赫派信徒不是照字面字义理解《古兰经》，而是深究其寓意。他们宣称，穆罕默德指定的使者和继承人“伊玛目马赫迪”即将复临。[1]这种教义吸引了众多的人，掀起了一种期待的气氛。这与现代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基督教派——如米勒派[2]（即基督复临派——译注）——的情况相似，他们也是在那个时候热切地等待着基督的复临。
赛义德·卡齐姆·拉西提在1843年逝世前，曾催促其门徒四处寻找那位“应允返世救主”。他指出，这日子是回历1260年，或者精确地说，是在“隐遁伊玛目”失踪后的阴历第一千年。
其中一个门徒叫穆拉·侯赛因，是谢赫派领袖之一。对他来说，1844年5月23日夜间在伊朗设拉子城，找寻活动一下子就结束了。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叫赛义德（专用来指穆罕默德后代的称号）·阿里·穆罕默德的年青人，他自称是谢赫教徒要找寻的“应允返世救主”。当晚，年轻的赛义德开始启示一篇名为《卡尤穆阿斯玛》的长文，阐述自己的使命，这是后来巴比教的奠基之作。该文称其作者是继耶稣、穆罕默德和其他先知之后上帝派遣的又一位使者。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还自称他就是穆斯林传统上称为“巴布”（门）的人。不过，从各种情况来看，他赋予这个称号的含义显然与前人所使用的大不相同。[3]
巴布仪表堂堂，富有人格魅力，对《古兰经》最深奥的寓意具有非凡的理解力，这些促使穆拉·侯赛因向他表明了自己的信仰。[4]由此，他成为巴比教的第一个信徒。几个星期后，其他17个寻找者也承认巴布为应允的显示者。巴布授予这首批18个信徒“生命的字母”的称号，并随即派他们到伊朗各地宣告《古兰经》及之前所有宗教经书允诺的“上帝之日”已经到来。
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历史上称为“巴布”[5]，1819年10月20日出生于设拉子城的一个商人家庭。[6]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巴布幼时丧父，由舅舅哈吉·赛义德·阿里抚养。舅舅后来不仅成为巴布最忠实的门徒之一，还为新信仰献出了生命。根据流传下来的记载，巴布幼时即聪颖过人。在当时的波斯，儿童所受的教育通常只是基本的读和写，巴布也不例外，但他展露的先天智慧，却令与他接触过的老师和其他成年人惊奇不已。他具有的灵性品质也极不寻常。尚在孩提时巴布就做长时间的默思与祈祷。据说有一次他这样做时老师加以反对，说小孩子不必如此。巴布回答说，他是“祖父”之家的人，所以要努力学习“祖父”。所谓“祖父”是指先知穆罕默德，他的直系后代有时这样称呼他。
巴布不到13岁就辍学了，15岁开始帮助舅父在设拉子做生意。之后不久他被派到布希尔接管家族的贸易行。作为商人，巴布以正直诚实和精明能干而为人称道。在这期间他没有停止沉思和祈祷，并将一些心得写下来。1841年春，他离开布希尔，开始遍游有伊玛目烈士纪念祠堂的穆斯林圣地。在游览卡尔比拉城时，巴布遇到了赛义德·卡齐姆·拉西提，受到后者热情而隆重的礼待。赛义德对此没有向别人作解释，这令他的学生们颇感诧异。巴布与卡齐姆及其门徒相处了一段短暂的日子后返回伊朗。他在伊朗与一位商人的女儿哈迪吉结婚。之后不到两年时间里，他在设拉子向穆拉·侯赛因宣布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接下来便是公开宣扬这个新宗教。宣教是从巴布访问穆斯林世界朝圣中心——阿拉伯的麦加和麦地那——开始的。1844年12月20日星期五，巴布站在伊斯兰世界最神圣之地“天房”[7]，将手放在门环上，对众人宣布：“我就是你们期待复临的‘卡伊姆’！”他还写了一封专函给圣坛的守护者——麦加城行政长官，作了同样的宣称。尽管人们尊敬他，但逊尼派的领导层却无人把他的宣言当真。巴布没有气馁。他乘船前往波斯。在那里，“生命的字母”们（即首批18个信徒）的传教活动已经开始在教士和平民百姓中掀起了热潮。
在什叶派穆斯林看来，巴布的宣示不仅仅是异端邪说，更是对伊斯兰教基石的威胁。伊斯兰教正统教义认为，穆罕默德是“诸先知之封印”，因而也就是“审判之日”到来前传达上帝对人类旨意的最后一位信使。只有伊斯兰教保持了纯洁而不衰落，因为它的源泉《古兰经》真实记载了先知自己的话语。基于这一点，穆斯林神学进而断言：伊斯兰教能够满足“审判之日”前人类的一切需要，不会也不应该再有上帝旨意的启示。
因此，巴布宣布其使命无疑是对这套神学理论的核心支柱的挑战。对在波斯居支配地位的什叶派来说，这个挑战尤其严峻。几百年来，什叶派教义赋予了“隐遁伊玛目”对所有人类事物的无限权威，他的出现就意味着审判之日的到来。确实有人指出，波斯国王沙阿只是作为伊玛目的托管人行使统治。因此，巴布一宣示，便即刻遭到全波斯毛拉[8]的激烈反对。当巴布痛斥神职人员的普遍无知和堕落，将他们视为波斯人民进步的主要障碍时，就更是火上浇油了。
毛拉们的反对远远超出了宗教事务的范围。十九世纪的波斯，什叶派教士拥有的权力和权威可与国王沙阿媲美。人民的很多日常生活都受伊斯兰教法律的规约，而这些法律的解释权与施行权又是由穆塔希德[9]或神学家把持的。理论上，宗教法庭的判决必须得到世俗政府的支持才能执行，可实际上，什叶派教士有种种办法迫使政府支持自己的判决。一位研究这个问题的当代权威学者曾这样描述巴布宣布其使命时所面临的局面：
“在卡札尔王朝的大部分时期，穆塔希德，尤其是伊斯法罕和大不里士的穆塔希德，都拥有私人武装。起初这些私人武装多半由土匪流寇之辈（“鲁提斯”）而非毛拉组成。“鲁提斯”起源于类似安纳托利亚[10]和阿拉伯一带的江湖兄弟会“法提斯”的组织。他们藐视国法政府，执行“法瓦斯”[11]，以此为神职人员撑腰。作为回报，他们可以杀人越货，强取豪夺，在被追捕时还可以到乌里玛[12]提供的清真寺和住所之类的 “巴斯特”（避难所）寻求庇护。[13]
这些私人武装成了毛拉们最得力的急先锋。通过宣布敌人为叛经离道者，神职人员能够煽动狂热且无知的城乡民众涌上街头，捍卫所谓的唯一真信仰。不仅非正统派团体，就连波斯政府都时常感受到这种教士武装的威力。
尽管由此而来的威胁与日俱增，1845年到1847年期间，追随巴布或自称“巴比”者却反而急剧增加。事实上，这些人中还包括很多什叶派教士。其中有个新教徒名叫赛义德·叶海亚·达拉比，他是一位睿智过人影响巨大的神学家，后来被尊称为“瓦希德”（意为独一无二）。设拉子城行政长官在当地教士的唆使下将巴布软禁起来。伊朗国王穆罕默德·沙阿对新信仰运动有所耳闻。为了掌握确切的第一手情况，他派瓦希德过问此事。不出意外，在听完瓦希德的叙述后，国王沙阿下令即刻把巴布作为贵宾护送到首都德黑兰。巴布在早些时候曾表示过愿意拜见国王沙阿，详细解释其教义。
不幸的是，这个想法未能实现。穆罕默德·沙阿生性软弱，优柔寡断，且已病入膏肓，大概活不到一年。更糟糕的是，首相哈吉·米尔扎· 阿卡西（伊朗历史上最古怪人物之一）[14] 完全控制了沙阿国王。首相曾做过沙阿幼年时的家庭教师，所以国王对他信任有加。他担心沙阿与巴布见面会削弱自己的影响力，于是下令将巴布极其秘密地转送到与俄国接境的北部省[15]阿塞拜疆的马库城堡。他对沙阿谎称，巴布到首都会使其追随者与正统教士之间发生纠纷， 有可能导致社会骚乱，而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16]
阿卡西首相选择阿塞拜疆省作为囚禁巴布的地方自有其险恶用心。他本人就来自该省，他指望野蛮的库尔德山民绝不会同情巴布及其教义。然而，事与愿违。这个新信仰竟然在阿塞拜疆省也传播开来。马库城堡的行政长官和其他官员都被他们所囚禁的人的真诚和魅力所感化。这令首相懊恼不已。为了消除这日益增大的威胁，哈吉·米尔扎·阿卡西最后不得不把巴布转移到和马库城堡同样偏远的奇赫里格城堡。可是，同样的事情发生了：该城堡的行政长官、库尔德人叶海亚·汗酋长成为巴布的又一个忠实信徒。
在波斯，这位首相苛行暴政，树敌颇多。他知道沙阿国王行将就木，因而担心强大的敌对集团趁机对付自己。于是设法巴结讨好那些强烈反对巴布并要求公开谴责新信仰运动的有权势的穆斯林教士。在这些教士的要求下，他下令将巴布押到大不里士城，在一个由高位教士组成的审判团面前受审。
各种说法都表明，在1848年夏季进行的这场审判是一场闹剧。显然，它的用意是羞辱这名囚犯。[17]审判的结果是处巴布以体罚，接着便对巴布施以笞蹠刑[18]。然而，这一侮辱却产生了一种始料未及的后果：他们使巴布接触了唯一的一名西方人，后者记下他与巴布会面的情形。在施行笞蹠刑的过程中，有一位毛拉用棍子击打了巴布的脸，一位名叫威廉·考密克的英国医生被叫来给巴布治伤。下面就是这位医生的叙述：
巴布和蔼可亲，模样秀气，身材矮小，在波斯人里可说是非常英俊；柔和悦耳的声调深深地打动了我……确实，他的外表仪态和举止风度非常吸引人。我并未听他亲口谈自己的教义，虽然其教义与基督教有相通之处。无疑，在他的信仰里，没有那种穆斯林对基督徒所表现出的狂热劲头，也没有像伊斯兰教那样的对妇女施加种种限制的教条。[19]
[1] 对该教义的新近研究可参见瓦希德·拉法提的The Development of Shaykhí Thought in Shí’i Islam和亨利·科尔宾的En Islam iranien; aspects spirituels et philosphiques第四卷。
[2] 可参阅惠特尼·R·克罗斯的The Burned-over District和艾拉·V·布朗的“Watchers for the Second Coming, the Millenial Tradition in America”（载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Vol. 39, No. 3, 1952, pp. 441-458）。
[3]。有些人，多为巴哈伊信仰的反对者，对巴布称其使命只是在其脑海中逐渐“孕育发展而成的”、可谓一系列成就的结果这一说法提出质疑。可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巴布第一次向穆布拉·侯赛因宣布其使命时，不仅表白自己是“上帝的使者”，而且还特别说明自己是“上帝的铭记”和“上帝的证明”，这些名称明确无误地是指人们长久期待的“隐遁伊玛目”的复现。
[4]守基·阿芬第的《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 123-128页.
[5] 中国大陆多译为“巴布”，将其信仰译成“巴布教派”；海外则则习用“巴布”和“巴比教”。本书用“巴布”和“巴比教”。——译注
[6] 有关巴比教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为：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哈桑·巴柳齐的《圣临之日的先驱》；纳比尔的《破晓英豪》；阿瑟和戈比诺的《宗教与哲学》。
[7] Kaaba，音译“克尔白”，麦加城大清真寺内一座供有黑色圣石的石殿。——译注
[8] Mullas或Mawlá，伊斯兰教内的称号，放在姓名之前，多为宗教领袖、宗教学校教师、精通教法者、伊玛目或诵经员。——译注
[9] mujtahid，意为“奋斗者”，伊斯兰教什叶派中最高级神职人员的一种称号，拥有以“隐遁伊玛目”名义作教规与教义权威性解释与决定的权力。——译注
[10] 西亚小亚细亚半岛的旧称。——译注
[11] 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所作的裁定或判决。——译注
[12] ‘ulamá，伊斯兰教的一种称谓，广义指教内博学之士，狭义指穆斯林国家正式任命的学者。——译注
[13]哈米德· 阿尔加尔的《1784-1906年伊朗的宗教与国体》第19页。
[14] 在谈到穆罕默德·沙阿及他的首相时戈比诺说：“我提到过的那位穆罕默德·沙阿是一位相当怪僻的人，这样的人在亚洲司空见惯，在欧洲却属罕见，因而难以理喻。他一直体弱多病，到了痛风病的晚期，饱受痛楚的煎熬，不得解脱。他生性儒弱，郁郁寡欢。他非常需要亲情和关爱，但他的妻子和儿女那里却得不到这些。他只好将精神寄托在他的家庭老师，一位年长的毛拉。他把他当作自己唯一的朋友，不仅信赖有加，还让他当上权倾四方的首相，最后，毫不夸张地说，竟成了他自己无所不依的上帝……至于哈吉首相，属于非常怪异之类。他无法十分肯定自己的信仰是否与穆罕默德·沙阿的一致。但在各种场合和情况中，他都声称自己的一般原则与国王的相一致，他非常有信心说服国王接受这些原则。”
[15] 应为西北省。——译注
[16] A·L·M尼古拉写道：“有一件轶事表明了哈吉首相是如何揣摩并顺从国王意愿的。法尔哈德·米尔扎王子年幼时曾做过哈吉·米尔扎·阿卡西的学生。他这样叙述道：‘有一天我和他在花园里散步。我见他似乎心情不错，就鼓起勇气问：“哈吉，你为什么要把巴孛送到马库？”他问答说：“你还小，有些事儿你是不明白的。不过你要知道，要是巴孛来到德黑兰，此时此刻你我就不会无忧无虑地在这里散心了。”’”Siyyid Alí-Muhammad, Dit le Báb，引自纳比尔的The Dawn-Breakers第231-232页。
[17]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第21页。巴柳齐的《巴孛》对审讯巴布一事有详细的叙述。亦可参阅布朗的《游客见闻》第277-290页。
[18] 一种鞭打脚掌的刑罚。
[19] 引自巴柳齐的《巴布》第146-1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