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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比教(2)

 

巴布被关押在监狱期间,由什叶派毛拉们煽动起来的暴民对巴布追随者的攻击变本加厉。这样,自卫的问题自然就提了出来。与基督教不同,伊斯兰教包含有“吉哈德”(圣战)的教义,允许使用武力对付异端,也允许穆斯林在遭到攻击时进行自卫,但禁止任何形式的侵略战争,禁止用战争迫使“《圣经》所言之民”(指其他启示宗教的信徒,尤其指犹太教徒和基督徒)成为穆斯林。[1]巴比教徒在这种穆斯林价值系统里长大,当然会理直气壮地起来保护自己和家人。也许有的信徒还指望巴布启示自己的圣战教义。
 
  果真如此的话,他们将会失望。巴布在《卡尤穆阿斯玛》中详细论述了《古兰经》有关圣战的基本教义,号召其追随者遵守所在社会的法律秩序,不准攻击穆斯林。巴布把进行圣战的决定权握在自己手上,即使什叶派毛拉对巴比教徒的攻击日趋激烈,他也不准发动圣战。
 
这种限制表明了巴布启示的宗教与伊斯兰教在根本教义上的最初分野。后来启示的《巴扬经》(载有巴比教律法的经书)没有规定圣战的内容。这样巴比教徒可以自行决定怎样保护自己,但不得用刀箭来推行巴比教,因为先知穆罕默德只是在前伊斯兰-阿拉伯野蛮时代准许这样做。巴布说过,他的信仰的安全和最后胜利掌握在上帝手中。
 
虽然巴布在伊朗北部遭到囚禁和审判,但其他地方的追随者却不断增加。大约在巴布于大不里士城宣布其使命的时候,一大群主要的巴比信徒在巴达什特村开会。这个会议在巴比教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与会者中有一位著名的巴比信徒名叫古拉图·阿因,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在巴哈伊的历史上称为“塔希莉”(意为纯洁者)。
 
塔希莉出生于一个学者和神学家的家庭,后来成为波斯公认最有天赋的诗人之一。倘若知道那个时代穆斯林妇女所受的重重隔离和限制,就不难理解这一成就所包含的重大意义。她的一个舅舅和一个表哥是谢赫派的信徒,在他们的影响下,塔希莉与早期的巴比信徒有过接触。她虽然从未见过巴布,但与他通过信。后来她加入了巴比教,被巴布任命为首批门徒“生命的字母”之一。
 
巴达什特会议原定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如何将巴布从奇赫里格城堡解救出来。然而,塔希莉对巴布启示的某些寓意作出了大胆的明示和解释,在会议上激起了轩然大波。有些巴比信徒可能把他们信仰的创始人看作是宗教改革者;有些人则可能对“巴布”这个名称的传统涵义困惑不解。塔希莉明确澄清了巴布本人对其使命的宣示所包含的寓意。她第一个指出,那晚巴布向穆拉·侯赛因表明了身份:他就是人们期待已久的“伊玛目马赫迪”,他来自穆罕默德之家。因此,他就是上帝的显示者,是一个新的独立宗教的缔造者。正如早期基督徒必须摆脱“托拉”[2]的规定和戒令的束缚,巴布也要求其信徒解除对伊斯兰教“舍利尔”(伊斯兰教正统教法)[3]的义务。因为巴布启示了新的社会教义,巴比信徒应该以这些新教义作为行为指南。
 
为了张扬这些观点,塔希莉在参加一次讨论时没有披戴穆斯林传统所要求的面纱。对许多比较保守的巴比教徒来说,她的这般举动是对信仰的严峻考验;同时也更加激起了正统穆斯林的反对。毛拉们藉此煽风点火,造谣中伤:巴比教徒是无神论者,主张性开放和财产公有。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企图把巴比运动丑化成文明风化与公共秩序的敌人。[4]
 
1848年9月,国王穆罕默德·沙阿因疾病缠身而去世,时局更加动荡不安。他身后的继承问题尚未定夺,政治动乱愈演愈烈。[5]首相哈吉·米尔扎·阿卡西被其政敌推翻,毛拉们趁机加紧了根除巴比教的活动。
 
在马津达兰省,由穆拉·侯赛因和另一个主要年轻门徒库杜斯(他曾陪同巴布游览麦加)带领的约三百名巴布信徒被围困在一座小堡垒里。这个堡垒是他们在穆斯林圣者谢赫·塔巴尔西陵墓旁匆匆忙忙搭建起来的。这群巴比教徒满怀激情地行遍全省,宣扬应允的“卡伊姆”已经出现了,号召闻者起而响应。当地的什叶派教士抨击他们是邪教异端,纠集了好几个村子的人围而攻之。巴比教徒刚在陵墓旁筑起围栏防卫,毛拉们就把社会动乱归咎于他们。而实际上动荡是由毛拉们自己对所谓异端和叛教的愤怒攻击所导致的。围绕穆罕默德·沙阿王位继承权的政治斗争趋向白热化,在这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对巴比教的这一肆无忌惮的谴责势必会火上浇油。米尔扎·塔基·汗,一个聪明能干而又冷酷多疑的人,取代哈吉·米尔扎·阿卡西成为首相。这位新首相决意铲除巴比教,于是派遣一支武装部队去增援毛拉及其党羽。
 
  然而,对塔巴尔西堡垒的围攻反而令巴比教徒的敌人颜面扫地。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军队一支接着一支,人数最终达到数千,被派来攻打这座只有几百人守卫的堡垒,但都惨遭失败。巴比信徒也死伤大半,包括穆拉·侯赛因。最后,敌人劝剩下的少数勇士投降。毛拉拿着一本《古兰经》对他们信誓旦旦地说,只要他们自动撤离堡垒,便可获得自由。可是,巴比信徒一走出堡垒,便受到围攻者的袭击。许多人即刻遭射杀身亡,还有一些人被殴打折磨致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被掠去所有的财物并当作奴隶卖掉。库杜斯被交给当地的一位主要教士。这名教士叫人把他拖街示众,砍断手足并最终杀害。
 
  在另外两个主要中心奈里兹和赞詹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在上述两地,卡札尔王子们的武装卫队给暴民撑腰。在决心扫除所有新教追随者的什叶派教士的煽动下,这些暴民情绪达到了狂暴的地步。在奈里兹,巴比教徒由著名的瓦希德领导。然而这也不能平息地方官吏的愤怒和煽动起来的暴民的气焰。就在塔巴尔西堡垒陷落之后的一次大屠杀中,瓦希德也失踪了。在赞詹,如同塔巴尔西一样,镇压者在一本《古兰经》上签字画押,假惺惺地保证:巴比自卫者只要投降,就会得到宽大对待。可是之后他们同样被残杀了。
 
暴乱在全国蔓延。毛拉们建议把巴比教徒的财产没收。许多地方的政府官员也加入了追捕巴比的行列。社会地位也无济于事。在首都德黑兰,大约与赞詹事件发生的同时,七名拒绝放弃新加入信仰的著名商人和学者竟被残酷地当众处死。其中一人叫米尔扎·库尔班·阿里,被认为是沌洁无瑕的圣人,作过皇家和几位大臣的宗教导师。连这样的人都惨遭杀害,可见公众的情绪是多么的疯狂。[6]
 
不仅仅是什叶派教士,就连新首相米尔扎·塔基·汗都要对这一系列残忍的行径负主要责任。新统治者纳西里丁·沙阿只有16岁,因而治国大权又一次旁落首相之手。米尔扎·塔基·汗是扶持新统治者这一派的领袖。他率领其徒众打败了其他两个王位继承人。首相得出结论,如要维持自己的权力和国家的安定,最好是通过镇压巴比教来达到。因此他插手了谢赫、塔巴尔西、奈里兹和赞詹的暴力恐怖行动。其双手沾满了被后人称为“德黑兰七烈士”的血。现在他决定给巴比教致命的一击。
 
在赞詹被围困的时候,米尔扎·塔基·汗命令阿塞拜疆的行政长官将巴布押送到大不里士,准备在那里公开处决巴布。[7]首相本来无权下这样的命令,他也没有和内阁官员商讨。正因为如此,行政长官拒绝执行首相的命令。他也开始敬仰巴布。首相不得不派自己的亲弟弟米尔扎·哈桑·汗去执行这项任务。巴布很快被押到大不里士,并作为宗教而不是民事讼诉案件来处理。不出首相的预料,教士乐于合作,以异教邪端罪名处以巴布死刑。1850年7月9日,公共广场的房顶和窗户里都挤满了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简直教人不可思议。
 
巴布和一个门徒被用绳索吊在军营的墙上,由一个团的750名亚美尼亚基督徒士兵组成了一支行刑队。这个团的上校萨姆·汗不愿意执行处决令,他担心这样做上帝会惩罚他。据说,巴布给了他如下的保证:“执行命令吧!如果你的心意是虔诚的,全能的上帝一定会为你解脱烦恼。”[8]
 
许多目睹者能够证明接下来发生的事。[9]行刑队排好队形,750支来复枪齐射,枪口冒出的硝烟将整个广场笼罩在黑暗之中。硝烟散去了,旁观者惊讶地看到:巴布的门徒毫发无损,仍依墙而立,巴布却不见踪影!而吊起俩人的绳子被子弹打断了。人们发疯地四处寻找,结果发现巴布仍在他昨晚的住处,安然无恙。这时他正心平气和地向秘书口授最后的训诫。
 
人群哗然,亚美尼亚行刑队不愿再执行此任务。米尔扎·哈桑·汗面前的这些群众看来真的是变化无常。起初他们欢呼巴布,然后诅咒他,现在说不定又把巴布看成是上帝派到凡间的使者,转而支持他。于是,一支由穆斯林组成的行刑队在匆忙之中被召集起来取代基督徒行刑队。巴布及其门徒再次被吊在墙上。第二次排枪齐放。这一次两人身上布满了弹孔。巴布对人群的最后遗言是:
不听话的人们啊!如果你们信仰我,那你们每一个人就会仿效这位年青人的榜样,他比你们大多数人都高超,心甘情愿为我的真理牺牲。当你们信奉我的那一天来临时,我将不再和你们在一起。”[10]


[1]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详见阿夫南与哈彻合著的《西方伊斯兰研究与巴哈伊的起源》。
[2] Torah,犹太教律法,全部希伯来圣经。——译注
[3] Sharí’ah,由《古兰经》的部分内容及其他律法组成。——译注
[4] 在波斯的西方评论家早期的有关报道既不全面,也不真实,大量重复上述流言。可以断定,这些观察家对这个国家的波斯语及其有关宗教解释的理解几乎仅来自与穆斯林的接触。莫门(Momen)在所著《巴比教与巴哈伊教》一书中收载一些这方面的报道,其中包括:反叛、虚无主义、无神论、共产和共妻制。只到戈比诺、布朗、尼古拉等人直接与这个新教的教徒交谈并做学术研究之后才将这些错误的印象纠正过来。
[5] 戈比诺写到:“在中亚,君王统治的更迭总是事关重大的严峻时期。在波斯、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王权统治者的意志影响一旦消失,就会出现一段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无政府状态,其间暴力猖獗,局势动荡,法制总是被撂在一边……就像一座钟停了,发条未被也不会被替换,除非有人将发条卷紧,否则这座钟就不会再走动。
  而且,在这期间,很多激情和利益会冒将而起或被煽动而出,将局面普遍搅乱,以便增加乱中成功和赢得支持的机会。”《宗教与哲学》第 175-176页。
[6] 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第47页。
[7]几位西方国家的外交使节曾劝首相不要处决巴孛,说这样做只会更加助长这新教义的传播,但未能奏效。见莫门的《巴比教与巴哈伊教》第71-72页。
[8] 莫门的《巴比教与巴哈伊教》第52页。
[9] 莫门的《巴比教与巴哈伊教》(第77-82页)记载了由西方评论家转述的很多目击报告。
[10] 莫门的《巴比教与巴哈伊教》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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