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教（３）
星期二, 03/31/2009 - 17:09 — sohobahai
巴布之死的离奇情形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他教义的浓厚兴趣。这故事不仅在波斯人、也在波斯境内形成欧洲人圈子主体的外交官、商人、军事顾问和记者等类人中如野火般地传开了。法国领事官员A·L·M·尼古拉指出了这事件对西方有教养者的震撼：
“这是人类所目睹的最英勇无畏的壮举之一，也是我们的英雄爱其同胞的绝佳例证。他为人类而舍生；他奉献出自己的灵魂与肉体，他含辛茹苦，蒙受屈辱、折磨直到牺牲。他用自己的鲜血为人类大同契约盖章作证。他像耶稣为那样，用自己的生命宣告了普天之下全人类和睦、正义和友爱时代的来临。[1]
大多数领导人及大部份“生命的字母”都牺牲了，紧接着巴布也英勇就义，这对巴比教社团来说无疑是极其沉重的打击。它不单失去了社团所必不可少的领导，不仅得忍受眼下正遭受的不断变本加厉的迫害，还必须维护巴布所启示的行为准则的完整性。
巴比教信徒一向强调他们的唯一使命是宣传巴布所启示的有关精神和社会的新教义。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基本宗教观念和态度源自伊斯兰教的背景，因而他们自然会认为，除了不用武力推行其信仰外，他们有权保卫自己和家人。既然那些深谙巴布教义的领导人受到米尔扎·塔基·汗的残酷迫害，就可想而知情绪失控的巴比教信徒会难以恪守原本的教义原则。
果然不出所料，两名年轻的巴比教徒眼见种种残暴行径和当局将巴比教徒赶尽杀绝的行径，悲愤和绝望之下，他们终于忍无可忍，在1852年8月15日用手枪行刺国王。因手枪装的是鸟枪子弹，所以国王并没有受重伤。但这一行刺事件引发了伊朗空前的新一轮迫害浪潮，一时间血雨腥风，举国恐怖。
国王的一位军事顾问、奥地利人阿尔弗雷德·冯·古穆恩上校曾对此事作了记载。他被迫目睹了这些恐怖暴行，惊骇不己，于是他提出了辞呈。随后他写了一封信，发表在维也那的一家报纸上：
我的朋友，具有良知和欧洲人道精神的人们，请听我说！那些可怜的人，他们的眼睛被挖出来，还被迫当场生吞自己被人割下的耳朵。刽子手惨绝人寰地拔掉巴比的牙齿，用铁锤敲碎他们的头颅。暴徒在巴比信徒的胸脯和肩头上戳洞，插上点燃的烛芯，整个集市被照亮了。我亲眼看见一群巴布信徒被铁链串锁起来，在军乐队的引导下被拖过集市。插在他们身上的烛芯烧到皮肉里面，油脂噗哧噗哧一阵阵从伤口冒出，就好像即将熄灭的油灯。东方人的聪明才智常常被用来发明折磨人的新花样。他们把巴布教徒的脚掌剥去皮，浸在滚开的油里，然后像给马蹄钉铁掌一样给其套上鞋子，逼迫他们奔跑。受刑的人没有喊叫。这些虔诚的巴布信徒的神经已麻木了，默默地忍受这一切；可他还得跑，心灵尚能忍受，肉体却忍受不了；他倒下了。可怜他吧！让他解脱苦痛吧！没有！刽子手竟又扬起了鞭子（我亲眼目睹这一切）。这些不幸的人受尽百般虐待后，被绑住手脚，倒吊在树上，任由人们当靶子尽情试其枪法。我看见有些尸体被150多颗子弹打得烂碎。[2]
在新迫害浪潮下牺牲的巴比当中，最广人传诵的是塔希莉。这位女诗人早已被软禁了一段时间。她宣称，巴布启示的教义将带来一个崭新的时代，其特征之一就是解除致使妇女不享有平等地位的种种禁锢。在知道自己将要被处死后，塔希莉对看管他的狱卒说：“你们可以随时随意杀死我，但你们却阻挡不了妇女解放的步伐。”[3]
巴哈伊信仰发展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巴哈伊称为“巴布之天启”——就这样结束了。在这个短暂的时期里，整个波斯处在社会巨变的边缘。要是巴布像他的敌人所诬蔑的图谋政治权力的话，那么，几乎不会有人对他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感到怀疑。巴布的大弟子们所具有的非凡能力，公众对新教义所表现出的敏感好奇，世俗和宗教统治阶层的普遍腐化堕落，穆罕默德·沙阿病重和逝世引起的一时政事混乱，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无疑形成了对巴布有利的环境，他只需利用一下支持者对他本人的殷切希望就不难达到目的。
1846年晚些时候，波斯王国最有权势者之一、伊斯法罕省最高行政长官马努奇尔汗主动向巴布表示，他可以动用自己的所有军队和财富，向德黑兰迅速进军，与国王和什叶派教士作战。按照什叶派的教义，如此行动是完全正当的。波斯君主政体是建之于这样的基本原则上的：国王只是受伊玛目马赫迪委托管理国家的副摄政。而巴布宣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是人们期待已久的精神权威；一些主要的宗教领袖和学者也承认了这一点，既然如此，只要穆罕默德·沙阿和纳西里丁·沙阿忠于什叶派教义，就应该以尽可能尊重和认真的态度去检验巴布的宣示。但是，他们并未这样做，仅仅只是因为宗教和政治领袖的谗言阻扰，而这些人害怕巴布会威胁到他们的地位和权威。
巴布拒绝用武力推行其教义，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他断言自己的使命是和平性质的，完全依赖精神力量，而从一开始他就说过，精神力量是他唯一的支柱。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教义，会引起如此的反响，会使巴布以及成千上万的人心甘情愿地为之献身？这个问题远非三言两语所能回答。巴布的启示与伊斯兰什叶派的神学信念有着特定的关连，因此，他的著述的许多内容不易为西方人所理解。的确，巴布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转变一些著名神学家和众多神学学生的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能够毫不费力地把握伊斯兰教教法、预言和信仰中最深奥难解和最富争议性内容的实质。
听起来似乎教人不可思议：一个年青人，几乎没有受过波斯知识分子阶层通常所受的教育，竟然能够轻而易举地驳倒那些毕生钻研这方面学问从而广受信众拥戴的神学家。巴比教徒撰写的早期历史书藉广泛而详细地记载了巴布的这些阐述及其对听众产生的影响。但是，对于欧洲或北美的读者来说，这些内容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4]
尽管如此，巴布并没有鼓励加入他事业的学者、教士和神学学生去钻研这方面的学问。英国东方学者爱德华·G·布朗对什叶派神学研究的评价或许最能帮助我们理解巴布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布朗把十九世纪波斯神学研究产生的论文、评述、泛论和注解斥成不值一读的“废纸”，认真严谨的学者应该对这些东西“深恶痛绝”。他说，一些主要的伊斯兰思想家也持有与他本人相同的看法。
“谢赫·穆罕默德·阿卜杜以前担任过埃及的大穆夫提[5]和阿尔阿扎尔大学校长。在现代伊斯兰史上，没有人比他的思想更开明，没有人比他更热爱阿拉伯语言和文学。他说过，应该将所有这些文字垃圾付之一炬，因为它们只会压垮书架，培养空想，把真确可靠的知识搞得晦涩不清。这是伟大而富学的伊斯兰神学家的看法，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赞同它……”[6]
巴布早就着力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的主要著作《巴扬经》作出了这样的预见：有朝一日，波斯的所有费尽心机积累的文字遗产都将被废弃；波斯人的智识能力将从迷信中解放出来。他谈到了这样的一个时代：到那时，将会出现崭新的学术和科学领域，甚至小孩子所拥有的知识都会远远超过现时代的知识分子。[7]
然而，与巴布广泛的神学论述相比，他的社会教义更引人兴趣。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一个主要分歧点就在于，前者强调神圣启示对具体社会组织的指导作用。《古兰经》预示了一个全盘穆斯林化社会的建立。穆罕默德朝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他在麦地那城成立了第一个穆斯林国家。既然基督教纪元从猜测的耶稣诞生之日开始，那么伊斯兰教纪元无疑也是从“希吉拉”[8]和在麦地那建立穆斯林国为其开端的。与“世俗之事俗人做”[9]大相径庭的是，伊斯兰教教义有关国家管理和人民事务的道德训示包罗万象，广泛而又具体。什叶派穆斯林最衷心期待的，一旦伊玛目马赫迪现世，他就不仅会为拯救个人灵魂带来良法，还会重新肯定“国家要求人民力行正义”的理念。[10]
同样，要理解巴布的教义，首先要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他的听众的思唯和心理仍然被禁锢在与中世纪并无二致的精神世界里，只是更为愚昧、闭塞和更相信宿命论。[11]巴布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创立一个全新社会的概念。它仍然保留着听众所熟悉的诸多文化和宗教要素，但是，正如事实已经表明的，它将产生一股新的强大精神动力。他号召波斯的君王臣民遵循他的旨意建立起这个新社会。在短暂的一生中，他详细制订了一套律法系统，内容涉及公共事务管理，维护和平，社会秩序，经济活动方针，结婚、离婚和继承等社会指导，以及巴比教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等等。巴布还为信徒个人规定了祷文、默思、道德观念和先知指南。一位巴哈伊史学家把这些教义说成是有意“苛刻、复杂和严厉。”巴布作出这样的规定是要割断其信徒与穆斯林信仰体系的联系，促使他们能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12]
《巴扬经》的每一章都贯穿了这一角色概念的主题，而波斯的精神与社会转变乃是这一角色登台的前奏。巴布宣称，他的中心使命乃是为即将到来的上帝的普天昭示做准备。巴布将这个应诺使者称为“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尽管巴布与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一样，是独立的上帝使者，但他同时也是世界所有宗教都期待的那位显示者的先驱。在这个新启示里，“巴布”一词的含意远比伊斯兰教的要大得多。巴布是 “上帝显示者”的“门径”，而这位显示者的启示将传遍全世界。
《巴扬经》和巴布的其他著作都用了不少篇幅来阐述这一中心意旨。这些表明，巴布把自己的宗教启示只看作是过渡性的。那位“应允返世救主”出现后，他将为新的时代启示新的教义，并决定巴布教义中可以保留的内容。
诵读一千遍《巴扬经》，不如诵读一篇“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启示的诗文……。今天，《巴扬经》在播撒种子；是“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启示的开端。：它终将大功告成，这一点将会越来越明显……。《巴扬经》的全部荣光均来自“上帝将昭示天下者”。[13]
巴布没有明说“应允返世救主”会在何时出现，只是说他很快会到来。他的几个门徒被告知，他们将会亲眼看见这位上帝的显示者并有幸为他服务。《巴扬经》和其他著作隐约地提到过“第九年”和“第十九年”。而且，巴布还明确指出，没有任何人可以冒充“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并且得逞。巴布告戒其门徒，对任何自称是上帝显示者的人都不得加以反对，而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如此上帝才有可能完成这圣业。在致虔诚而杰出的瓦希德的信中，巴布这样写到：
上帝之力使种子发芽，并将生命气息吹入万物，凭着他的正义我确信，在他显示之日倘若你拒绝了他，我会毫不迟疑地否认你是我的门徒并将你逐出教门……另外我还得知，倘若一个并不效忠我的教义的基督徒相信了他，那我也会珍视他。”[14]
因此，如果巴比国建立起来，它的主要作用就将是接受“应允返世救主”现世的信息并将其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由于巴布及其大多数亲密门徒的牺牲，加上数千名信徒遭到屠杀，这个理想夭折了。确实，到了1852年，巴布的使命看来是以失败而告终了，他的信仰也濒临灭绝。
[1] Nicolas, Siyyid ‘Alí-Muhammad, Dit le Báb, 引自本作者所译守基·阿芬第《神临记》第55页。
[2] 引自守基·阿芬第《神临记》第65页。同样目睹这些暴行的俄国大使多尔戈鲁科夫王子在与国王的一次私下会晤时谴责为“残暴行径”，“即便在最野蛮的国家也不会发生。”英国代办也向波斯当局提出抗议，说“英国政府不打算与非洲……野蛮部落交往。”（莫门《巴比教与巴哈伊教》第100-101页）。
[3] 引自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第65页。
[4] 见法国领事官员A. L. M Nicolas翻译的《巴扬经》法文本，他曾在波斯长期生活。
[5] Mufftí，伊斯兰教律法说明官。——译注
[6] 布朗（E. G. Browne）的《波斯文学史》（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第415-416页。
[7] 引自纳比尔（Nabíl）的《破晓英豪》（The Dwan-Breakers）第92-93页。这些话成为反对巴比教穆斯林的口实，他们散布说巴比要销毁所有的书籍。在巴哈伊信仰完全脱离了伊斯兰什叶派之后，巴哈欧拉废除了这一类的禁规。
[8] Híjrah，伊斯兰教史名词，指692年穆罕默德自麦加迁移到麦地那以避迫害之事。——译注
[9] “render unto Caesar the things are Caesar’s”，出自《圣经》，意指信仰与政事分行，亦指宗教信仰不得影响和妨碍公民责任。——译注
[10] 《古兰经》第三卷第104页，亦见第二卷第143页。
[11] 这种历史倒退的程度由1979年穆斯林在伊朗夺取政权、成立伊斯兰共和国可见一斑。在那里，什叶派穆斯林的人性和社会观念决定和影响到一切政务和民事。
[12] 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前言”第xvii页；亦见第24-25页。
[13] 守基·阿芬第的《巴哈欧拉的启示》（The Dispensation of Bahá’u’lláh）第8页。欲详知巴布这方面的论述，见《巴布著述选集》（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the Báb）第3-8、153-168页。
[14] 引自守基·阿芬第的《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第1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