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哈欧拉（１）
星期二, 04/07/2009 - 17:56 — sohobahai
只有极少数巴比领袖逃过了1848-1853年的大屠杀，其中最有声望的是名叫米尔扎·侯赛因·阿里[1]的贵族。他的家族历史悠久，在马津达兰省的努尔地区拥有大片的土地。[2]1844年穆拉·侯赛因在德黑兰的家宅里向米尔扎·侯赛因·阿里传达了巴布的信息，他便成为第一批加入巴比教的人之一。根据穆拉·侯赛因的叙述，显然他是依巴布的特别指示找到米尔扎·侯赛因·阿里的。的确，巴布推迟了酝酿已久的到麦加（即他首次公开宣布使命的地方）朝圣的计划，直到接获穆拉·侯赛因的信，知道了他拜访米尔扎·侯赛因·阿里的结果后才出发。米尔扎·侯赛因·阿里的四个兄弟也跟他一起加入了这新教，其中一位是同父异母兄弟，叫米尔扎·叶海亚。由于当时大多数巴布信徒来自神职人员、商人和农民阶层，因此一个统治阶级家族加入巴比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进展。
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开始成为新信仰的传播者。在起初的三、四年，他的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幸免于他的教友所遭受的暴力攻击。他的个人声望也使他的传教活动通行无阻，因为他人格高尚，清廉正直，这在当时的统治集团内部是很少见的，那时举国上下贿赂成风，升官求职莫不有赖此道。在他的家族中，有很多代的成员身居高位，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他的父亲米尔扎·阿巴斯曾任马津达兰省的省长。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出生于1817年11月12日，他的父亲在1839年逝世时他才22岁。虽然他完全可以承袭父亲的政府职位，但他拒绝了这一令很多人唾涎欲滴的任职，使得亲朋好友们十分诧异。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努力经营家族的地产，赡养和教育家族的幼小成员，还乐善好施，广济穷人，这使他在当地赢得了“穷人之父”的美誉。
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在27岁时成为巴布的信徒。在这个年轻的宗教里，他积极活跃，干劲十足。那时，巴比们开始感觉到即将来临的迫害。他四处游说，争取到许多有才干的人加入新信仰，包括他家族的一些成员，还为波斯许多地方的传教活动提供经济资助。
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在加入巴比教后不久就开始与巴布通信，直到1850年巴布被处死为止。通过这些信函以及与瓦希德、古杜斯、穆拉·侯赛因和塔希莉等巴比领袖的直接交往，他越来越被信徒们视为他们理解教义的导师。作为巴比领袖之一，米尔扎·侯赛因·阿里的影响力在1848年由他亲自组织并间接指导的巴达什特会议上达到顶点。这次会议戏剧性地揭开了巴布教义的革命性一页。[3]
在巴达什特发生的第二件事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为了确认已崭露曙光的新“上帝之日”，米尔扎·侯赛因·阿里给81位与会者取了与其本人精神品质相关的名字。就是在巴达什特，卡兹温的伟大女诗人古拉图·阿因被赠予“塔希莉”（纯洁者），这个举动使那些反对她不戴面纱出席会议的人不再有异议了。米尔扎·侯赛因·阿里为自己选了“巴哈”（光辉或荣耀）这个名字。会议结束后不久，巴布就通过致函巴达什特会议参加者肯定了这些命名。在这些函件中，他正式使用米尔扎·侯赛因·阿里给各与会者取的名字来称呼收信人。巴布对“巴哈”发送了一份异乎寻常的文件，里面有他的亲笔手书组成的一颗星的图案。文件里有三百多首短诗，每一首都由“巴哈”这个词引申而成，其中包括“巴哈欧拉”——“上帝的荣耀”——这个称号。
波斯文人特别推崇书法艺术，将其视为文化修养的标志。巴布写给巴哈的文件被誉为书法杰作，任何训练有素的书法家都无法望其项背。有位作家这样写道：“如此优美精致，好似龙飞凤舞，看上去是在纸上一笔贯通、一气呵成写成的。”[4]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就是以“巴哈欧拉”的称号而闻名于巴比教友和历史的。
巴达什特会议导致了新一轮的暴力浪潮，这个新宗教的成员都遭受到了攻击和迫害，无人幸免。塔希莉和她的一些同伴在会议结束后便遭逮捕，巴哈欧拉设法营救，可他自己也被关押起来，被判处笞蹠刑。一段时间后，他在去谢赫-塔巴尔西会见古杜斯和穆拉·侯赛因的路途中再次被捕，又受到这种刑罚。在失去人身自由之前，他反复设法使那些在政府任职的亲朋好友（他们都规劝他不要进行传教活动）相信：巴布教徒是热爱和平和遵守法律的。他警告这些政府官员，如果政府不尽责去阻止由教士煽动的迫害浪潮，这个国家就将陷入普遍暴力和动乱之中。
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警告的正确性。1852年夏，两个年轻的巴比企图刺杀国王。巴哈欧拉和其他一些著名的巴比领袖相继被捕并押送到德黑兰，囚禁在臭名昭著的“西亚查”（黑坑）监狱里。它被描绘成“德黑兰的地下水牢——一个曾作该城一公共澡堂蓄水用的令人作呕的地窖”。[5]
巴哈欧拉在西亚查被关了四个月，这期间，反巴比教的狂潮蔓延到整个波斯。西亚查的囚犯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每天刽子手都会到这里来挑选一个囚犯将他带出去处死。有几个人竟在牢里就地被处死。有时刽子手还用铁锤和木条将粗大的木塞打入犯人的喉咙里，如果侥幸未死，会被扔回地牢里，与活着的囚犯锁住在一起，任其饱受痛苦，慢慢死去。
在西亚查牺牲的巴比中，有一个叫作苏莱曼·汗的前皇家军团的骑兵，他的事迹在巴哈伊历史上永垂不朽。巴布在大不里士被处死后，尸体被弃置在刑场旁的壕沟边。苏莱曼·汗冒着生命危险将巴布的遗体掩埋。在将他处死时，刽子手用刀尖在他的身上挖了好几个洞，插入点燃的蜡烛，然后拖着游街示众，折磨至死。波斯文化最推崇风度，苏莱曼·汗大步走在首都的大街上，向熟人微笑致意，口里诵朗着波斯古典诗人的佳作。这真是精神升华和英雄气概相结合的活生生见证。旁观者问他：既然这样快活，为什么不跳舞呢？他就顺从地扭动身体跳了一支毛拉维神秘主义者[6]发明的舞蹈。[7]
这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对西方学者和艺术家的想像力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吸引。各类人士，包括孔泰·德·戈比诺、萨拉·贝纳尔、列夫·托尔斯泰、埃内斯特·雷南等，都被年青的巴布及他的英雄门徒的悲剧历史所吸引。爱德华·布朗最先是从孔泰·德·戈比诺的书中知道这些故事的，后来他花了大半生去研究巴比教和巴哈伊信仰。布朗如此描绘这些年轻的殉教者：
他们高唱生与死的颂歌。他们希望，没有绝望；他们热爱，从不冷却；他们坚定，毫不动摇。他们为这美好的运动书写了独特的一笔。不管这成千上百的人为之献身的教义功过如何，他们起码发现了某些东西使他们随时准备——
把一切留在苍穹下，
只身向前，哪怕日晒雨淋，
工作、期待和警戒，毕其一生。
这些人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牺牲，他们认为值得为之献身的教义无疑也值得我们去理解。我没有说它那强大的影响力，虽然我相信巴比教将来定会大展宏图，我也没有说它或许能将新生注入死亡之躯。无论成功或失败，巴比殉难者的英雄气概都将光辉永照，世代传诵……
我不知道是否能将这些人的极端诚笃传达给你们。这种忱笃加上其他品质所产生的影响难以言状，但凡是与他们亲身接触过的人都能感受得到。你们应该相信我所说的这些……[8]
在这接连不断的最残酷的迫害浪潮下，巴哈欧拉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当局不敢释放他，因为他们知道他在巴比社团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鉴于巴哈欧拉家族的社会地位以及俄国大使多尔戈鲁科夫王子的干预，若不经过审判就处决他也是极不明智的。然而，审判是不可能了：在俄国政府派来的代表面前，被提讯的刺杀国王未遂的刺客供认纯系他个人所为，与包括巴哈欧拉在内的巴比领袖毫无干系。[9]
[1] 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尊称“巴哈欧拉”，其生平事迹和使命的权威记述为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第五至八章。有关他的主要传记是巴柳齐的《巴哈欧拉》。阿迪卜·塔希尔扎德（Adib Taherzadeh）编纂的《巴哈欧拉的启示》(The Revelation of Bahá’u’lláh)第一至第三卷为研究巴哈欧拉著述的重要参考文献。
[2] 这个家族传自伊斯兰前波斯高度文明时期最显赫王朝之一的萨珊王朝。详见巴柳齐的《巴哈欧拉》第9-11页。
[3] 有关这次会议情形的详细记述见纳比尔的《破晓英豪》第292-298页。
[4] 纳比尔的《破晓英豪》第505页。
[5] 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第100页。
[6] Mawlaví mystics，或Mawlawiyah，即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苏非派教团。——译注
[7] 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第77-78页。
[8] 爱德华·布朗的《世界宗教体系》“巴比教”章第532-353页。
[9] 波斯政府刊载于官方宪报的告文坦率承认，被任意拘捕的巴哈欧拉及其他几人是无罪的，但又说他们无论如何要受到惩罚：“在拘捕的巴比当中，有六名罪证不足的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巴哈欧拉的名字在宪报的告文里排第二位。（莫门的《巴比教与巴哈伊教》第141页）告文所述对处刑的巴比施行野蛮虐待实乃十九世纪波斯情状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