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哈欧拉（４）
星期一, 04/13/2009 - 13:54 — sohobahai
巴哈欧拉在巴布追随者中建立了威信后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使命上。从1867年9月开始，巴哈欧拉启示了许多封信函。这些书信后来都成了宗教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文件。这些信函是写给“世界诸君王”以及给几个君王的个别信件。在这些信中，他宣告自己是那犹太教经典、基督教福音、伊斯兰教古兰经中所应诺的显示者，号召各君王起而为他的教义奋斗。这些信高瞻远瞩地警告，十九世纪的世界将分崩离析，一个新世界文明将诞生。这新时代的关键就在于全人类的团结。巴哈欧拉特别呼吁欧洲强大的君王们把完成世界大一统的任务看得高于一切。
有朝一日，人们一定会普遍认识到召开一个全球综合性大会的迫切必要性。世界各国的统治者和国王都必须出席，参加各项审议，研究奠定世界和平基础的方法与手段。……只爱自己的祖国并不值得骄傲，热爱全世界才值得自豪。地球乃一国，人类皆其民。[1]
这些信件断言，上帝已经发动历史性的力量，人类的计划无可抗拒。统治者被告知，上帝之所以把权力授予他们，就是要他们为人类的需要服务，建立世界和平、社会正义和天下大同。凡企图用武力阻挠人类团结进程的政府将会给自己和其国民国家带来灾难。
正在公开宣示被实行之时，这个新信仰又遭受了另外一次严重的打击，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次又是由米尔扎·叶海亚引起的。他反对巴哈欧拉的宣教，使得自己在巴布信徒中威信扫地。后来叶海亚告诉布朗教授，有时他不得不自己到市场上购买食物。然而赛义德·穆罕默德和阿德里安堡的另外两个流亡者仍然支持他。这个小集团似乎总在想方设法干扰波斯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巴布教徒完全转变成巴哈伊。巴哈欧拉写给国王们的信中提出了解决这一局势的方法。
在这个历史时期，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摇摇欲坠。帝国欧洲部分的少数民族不断揭竿而起，强烈反抗帝国的统治。新诞生的国家如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以及门的内哥罗（即黑山——译注）纷纷脱离帝国。波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米尔扎·侯赛因·汗竭力使土耳其政府官员相信，巴哈伊流放者不但是政治上也是宗教上的威胁。而米尔扎·叶海亚和侯赛因·穆罕默德也在国王沙阿面前挖空心思地诋毁巴哈欧拉的教义。有人向君士坦丁堡寄发匿名信，警告说巴哈伊流放者有政治阴谋。波斯各地的人络绎不绝地来拜访在阿德里安堡的巴哈欧拉，当地的官员好象也受到他的影响，这一切似乎都在证实有关政治阴谋的传说。[2]
在早些年巴比教徒遭受迫害时，巴哈欧拉曾得到英国和俄国的庇护，因此，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认为叶海亚的告发有几分道理，因而决定马上彻底解决这些流放者的问题。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下令将阿德里安堡的流放者终生囚禁在巴勒斯坦的阿卡监狱里。1868年8月21日，巴哈欧拉和七、八十位家人在严密的警戒下于加利波利登上轮船，颠簸10天后在通向恐怖的阿卡城堡的“海门”上岸。
叶海亚和穆罕默德却作茧自缚。土耳其官员怀疑叶海亚也参预这阴谋，把他逮捕并送到塞浦路斯岛与其他三个巴哈伊囚禁在一起，限制他的活动。[3]
出于同样的理由，赛义德·穆罕默德和他的一个同伙也与巴哈伊信徒一起流放到阿卡。
当局选择阿卡是相信巴哈欧拉熬不过那里的恶劣环境。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这个监狱之城流行瘟疫和传染病，监禁着来自国内各地的犯人。这里街巷交错杂乱，房屋潮湿拥挤。狂风大浪把地中海的垃圾冲上岸。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这里如此肮脏，瘟病环生，以至于连飞过阿卡上空的鸟都会跌死到街上。
起初两年，被囚禁的巴哈伊生活艰难困苦。波斯大使从君士坦丁堡下令派一个官员长驻阿卡城，确保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地方官员按条约折磨巴哈伊囚犯。一批巴哈伊被折磨至死，其中包括巴哈欧拉的次子米尔扎·米赫迪。他在囚监恶劣的环境所导致的一次意外中丧生。1870年，当土俄两国关系紧张之时，该狱城被用作军事阵地。囚犯被转移到租借的民房里。
像在巴格达和阿德里安堡一样，尽管开始时公众怀有偏见，但巴哈欧拉的影响逐渐开始发挥作用。地方官员受到感化，减少了监管的人数。有权势人士开始表达他们对巴哈欧拉的钦佩和兴趣。就在此时，又来了新的打击。赛义德·穆罕默德和其他两个同伙不满巴哈伊囚犯境况的改善，开始煽动城中的下层民众去攻打巴哈欧拉的住房，希望借此置他于死地。
新的挑战使一些巴哈伊忍无可忍，其中有七位信徒全然不顾非暴力的原则，忘记了要依靠上帝的旨意，擅自在一次蓄意的打斗中杀死了赛义德·穆罕默德和他的两个帮凶。
这起谋杀事件给新教带来的挫折超过了赛义德·穆罕默德所能做的一切。结果，敌对的穆斯林教士对巴哈伊信仰的指责又死灰复燃。对巴哈欧拉来说，这件事所带来的打击远大于囚禁所带来的肉体痛苦，因为它损害了其传教的正义形象。他在当时写的一封信里说：
囚禁并不能侮辱我，相反，却给我的生命增添了光辉。使我羞辱的是那些宣誓爱我的信徒，他们干出如此的行径，实际上他们是在追随那魔鬼。[4]
民事法庭及时予以了判决。这起暴行并没有得到巴哈欧拉的同意，也没有得到阿卡城大多数巴哈伊的认可，因而只有那些有罪的人受到惩罚。公愤渐渐平息下来。与此同时，巴哈欧拉继续他在离开阿德里安堡后中断了一段时间的致诸君王信。这些信件是写给法国路易·拿破仑三世、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德国威廉一世皇帝、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波斯国王纳西里丁·沙阿、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
在这些信中，巴哈欧拉号召各君王齐心协力创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国际法庭，以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他说，这种雏形的世界政府应有一支由各成员国共同维持的国际警察部队的支持，为和平解决所有国际争端提供保障。
这些信函还阐述了促进全世界人民对普天之下结成一家意义的认识。例如，巴哈欧拉呼吁创立一种国际辅助语言，以使每一个社会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能够与其他种族和国家沟通交往，从而取长补短，相互促进。义务教育制度将有助于在全世界普及教育；统一的国际度量衡制度将为全球经济体系提供一种通用标准；军费将会大幅度削减，税收将用于社会福利。他还督促君王们在处理内部事务时采用一些基本的民主原则。
由于流放者不得离开监狱，这些非同寻常的信函就由同情他的那些探监者夹在衣服里偷偷带出去。法国领事亲自把巴哈欧拉的第一封信交给了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
巴哈欧拉也给世界各宗教的领袖写了一些有份量的信函，其中包括教皇庇护九世。信的主旨是要求宗教领袖们抛开教条和世俗统治地位带来的约束，认真考虑巴哈欧拉的主张。信中断言，首先起来拒绝和迫害各世界宗教的创始人教士通常是神职人员。
研究宗教制度的学生会发现，给教皇庇护九世的信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它勾画了一些行动计划，其中有些提议是教皇的继承人难以回避及无法遵从照做的。巴哈欧拉规劝教皇将其对教皇国家的主权交还给世俗政府，从梵蒂冈的隐居中走出来，会见非天主教的宗教领袖，和世界世俗统治者见面，号召他们维护和平正义。巴哈欧拉叫教皇削减繁琐的仪式礼节，以“你的主的样子出现”。同样，巴哈欧拉也对天主教会提出了忠告：
你们不要隐居在教堂和修道院。要走出来，做些有益于自己和别人心灵的事情。这是“审判日之主”对你们的命令。安居在我的爱的城堡里吧！你们要知道，这安居确实对你们有益……不爱耶稣者将无处栖身，因为他的双手已被叛逆者扭起来了。主的神圣不在于你们的信念或想像中，而在于我所拥有的事物内。[5]
这些信并没有得到收信人的重视。只有少数得到反应，其中包括维多利亚女王，她说：“如果这是上帝的意旨，它就会长存；如果不是，也没什么害处”。[6]
可是后来，这些信中的预言令人吃惊地应验了，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7]巴哈欧拉警告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这位当时欧洲不可一世的统治者，因为他的虚伪和滥用权力：
你的王国将陷入动乱之中。你的帝国将葬送在你的手里。这是对你的所作所为的惩罚……你不是为你的浮华虚荣而洋洋自得吗？我用生命作证！这一切都将是过眼云烟……[8]
不到两年，帝国军队在色当完全出乎意料地大败，这位皇帝被推翻了，他被逐出祖国，流放异乡。[9]
威廉一世皇帝战胜了拿破仑，成了德意志联邦的皇帝。他也受到了巴哈欧拉同样的警告：如果他追求世俗统治的名利，将会使德国为“惩罚之剑”所围困，让“莱茵河岸染满鲜血”。俄国沙皇、奥地利皇帝和波斯国王沙阿都受到了同样的警告。
写给土耳其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和首相阿里帕夏的信特别明确。阿卡城囚徒们的生命全都操在他们的手里。这些信预言了首相阿里帕夏和外交部长福阿德帕夏之死、土耳其欧洲领士的丧失和苏丹自己的垮台。它们都一一兑现，这使得巴哈欧拉声名鹊起。[10]
[1] 巴哈欧拉的《巴哈欧拉文选》第249页。巴哈欧拉致世界各国世俗和宗教领导人的信函已由世界正义院编纂出版。
[2] 莫门的《巴比教与巴哈伊教》（第198-200页）列举有土耳其奥斯曼国家档案馆有关米尔扎·叶海亚反巴哈欧拉运动的大量文献资料。其中之一为阿德里安堡行政首长胡尔希德帕夏致中央政府的一份报告。该报告说，巴哈欧拉有正当理由控告叶海亚及其支持者的行径。
[3] 叶海亚死于1912年，当时他仍流放于塞浦路斯。他在绝望之中气数到尽的情况可见于叶海亚的一个儿子写给布朗教授的一封信。信中说，他父亲对自己的沉沦聊寂深感悲哀。他的儿子还在信中抱怨说，找不到巴孛信徒以巴比教仪式给他父亲送终，因此他要求安排当地一位毛拉按传统穆斯林仪式安葬叶海亚。随后，他表示有意出售他父亲的很多手稿，但布朗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要价太高……”。见E·G·布朗的《巴比教研究资料》第315-317页。
[4] 引自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第190页。
[5] 引自巴哈欧拉的《巴哈欧拉的宣示》（The Proclamation of Bahá’u’lláh）第50页。
[6] 引自守基·阿芬第的《承诺之日来临》（The Promised Day is Come）第65页。
[7] 1870年，即给教皇庇护九世信发出的第二年，教皇的独立君主权位即被剥夺。意大利国民革命武装力量迫使他将教皇国管辖地让给维克多·伊曼纽尔国王。后来教皇隐退，似“梵帝冈的囚徒”。
[8] 引自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巴哈伊世界信仰》（Bahá’í World Faith）第50页。
[9] 拿破仑帝国史学权威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指出：“历史上恐怕不曾有过象这样从不可一世猛然惨败沦落——即希腊人所谓的‘突变’（peripateria）——更令人惊诧的事例了。在现代史上，尚无一个如此威风显赫和物质繁荣的国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颜面扫地、蒙尽羞辱的。”《巴黎的沦落》（The Fall of Paris，London，Macmillan, 1965）第34页。
[10] 守基·阿芬第为此写了一部专著《承诺之日来临》。杰出的伊斯兰学者米尔扎·阿布-法德勒（Mírzá Abu’l-Fadl）目睹了这些预言一一应验后皈依巴哈伊信仰，成为西亚最伟大的巴哈伊信仰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