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巴哈欧拉的去世,巴哈伊信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标志着已经出现了巴哈伊信徒所认为的该宗教的杰出特征。这就是巴哈欧拉明确地表达了建立一个管理体制的权威,以指导、保护和壮大处于发展中的巴哈伊社团。主要是因为这一体制,在所有独立宗教里只有巴哈伊信仰避免了被分裂成不同的教派。
这一体制是依据一批相互关联的文件建立起来的。在这批文件中,巴哈欧拉和他的信徒们立下了“圣约”或者说是神圣的协定。圣约任命他的长子阿博都-巴哈为唯一有权阐解教义的人,而是巴哈伊信仰一切事务的权威之源。他授给阿博都-巴哈的称号之一就是“至大分枝”。圣约明确指出,阿博都-巴哈不是先知或圣使,而是人类中表现巴哈欧拉教义的完美典范。这一职权表达得明确而又彻底:
转向他,便是转向上帝;背离他,便是背离我的美,,否定我的证据,违背我。他是上帝在你们当中的纪念和给予你们的信托,是上帝对你们的显示,是上帝对他喜爱之仆人的眷顾。我受命向你们传达上帝——你们的创造者——的这一意旨;我已经将我受命转达的告诉了你们。[1]
巴哈欧拉在世时曾特别谨慎地确保巴哈伊社团在他去世后会逐渐地转向并接受阿博都-巴哈所扮演的角色。无论是与巴勒斯坦普通民众的各种关系,还是巴哈伊社团和政府当局之间的所有事务,几乎全由阿博都-巴哈处理。来自波斯的朝圣者经常受到“教长” (巴哈欧拉授予其长子的另一个称号)的接待。阿博都-巴哈还安排拜会巴哈伊信仰创始人事宜。授予阿博都-巴哈权威的性质和日益扩展的巴哈伊社团事务的管理给他提供了发挥其杰出能力的机会。1890年,布朗教授第一次见到了阿博都-巴哈,后来逐渐加深了对他的了解。他写道:
很少有一个人的外表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他的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身姿挺直如剑;头带白色头巾,身着白色衣服;又长又黑的头发几乎触及肩膀;宽大饱满的前额显示出高超的睿智和坚定的意志。目光敏锐如鹰,仪表堂堂,极富特征——这就是“教长”阿巴斯·埃芬迪给我的初次印象。后来与他的交谈只是加深了他的外表留给我的敬意。即便是在他所属的那个能言善辩、机智和敏锐的民族,我想也几乎找不到比他更善于表达、雄辩和举例、更清楚了解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圣经典的人。这些品质,加上威严而和蔼的姿态,使我再也不感惊异他能在他父亲的信徒范围外也同样具有影响力并受人敬仰。对这个人的伟大和威严,任何见过他的人都是深信不疑的。[2]
回想当年,阿博都-巴哈显然知道,在欧洲和北美将巴哈伊信仰在广泛的基础上牢固地建立起来是他所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
[3]巴比的英勇事迹在那里尤其是西欧已经引起了知识界和艺术界的兴趣和关注,这无疑给巴哈伊信仰的拓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北美,首次公开提到巴哈伊信仰的纪录出现于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期间召开的“宗教议会”。当时有一位基督教发言人引用了巴哈欧拉在三年前对爱德华·布朗讲的一段话,作为他演讲的结束语。
几乎同时,一位在埃及首都开罗加入巴哈伊信仰的叙利亚商人易卜拉欣·海拉拉移居到美国,给那些对巴哈伊信仰感兴趣的人开办研习班。美国第一位巴哈伊信徒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名叫桑顿·蔡斯。据海拉拉说,到1897年为止,在芝加哥、科诺沙和威斯康星等地已经有数几百人成为巴哈伊。所有这些“宣誓入教者”都被鼓励直接与圣地的阿博都-巴哈通信,表达他们对巴哈欧拉教义的信仰并寻求教长的保佑。这一切对巴哈伊信仰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意义。
海拉拉的活动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努力吸引了一大批教徒,而且还因为在这批教徒中有几个人后来成为西方巴哈伊信仰的主要倡导者。在西方新教徒中有一位才华出众、精力充沛的女士,名叫露易莎·格青杰。为了把新运动的影响扩展到芝加哥和科诺沙以外的地区,她走遍了美国各地,向感兴趣的各界人士们宣扬教义。
在旅行传教过程中,她遇见了一位慈善的百万富翁菲比·赫斯特太太,后来帮助她入教。1898年,赫斯特太太表达了要想会见阿博都-巴哈的愿望,后者同意了她的拜访。赫斯特太太便聚集了15名朝圣者。第一批朝圣者于1898年12月10 日到达阿卡。格青杰太太同她丈夫及易卜拉欣·海拉拉都在其中。当时近东地区的政治局势日趋紧张,因次参加拜会便难免会有某种程度的危险。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一批西方人不期而至,必然会使人产生怀疑。
尽管遇到诸如此类的障碍,这次短暂的访问还是对西方巴哈伊信仰的早期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阿博都-巴哈的思想和令人敬爱的个性对西方第一批巴哈欧拉信徒所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和决定性的。他们相信,他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圣灵再现于人们之中。事实上,他们热情地准备使阿博都-巴哈的地位远远超越巴哈欧拉钦定给他的范围。同赫斯特太太一样,有人相信他本身就是“救世主”耶稣的再现。
[4]但阿博都-巴哈自己曾对此事作提示:
……预言中“万军之主”和“应诺的基督”是指天佑至善(巴哈欧拉)和神圣至尊(巴布)。我的名字是阿博都-巴哈(巴哈的仆人)。我的资格是阿博都-巴哈。我的本质是阿博都-巴哈。我的赞美是阿博都-巴哈。为天佑至善效劳是我的无上光荣,为全人类服役是我永生的信仰。……除了阿博都-巴哈,我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别的名字、称号、表扬和称赞……这就是我最大的渴望;这就是我的永恒生命;这就是我永久的荣耀。[5]
阿博都-巴哈和他父亲在西方的信徒之间那密切关系可在1944年发表的巴比-巴哈伊第一个百年历史的总结中概括出来:
朝圣者带回了巴哈伊信仰早期的意识。那时候,先知被人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整个世界陶醉在欢乐中,有如完美黎明的金色光辉……在美国,巴哈欧拉圣道的所有活动都出自那几十个人。他们曾在1894年和1911年之间在阿卡和海法瞻仰到尘世间人们所寻求的目标。[6]
自赫斯特这一批人的访问开始,拜访阿博都-巴哈的欧洲及北美的巴哈伊访问者络绎不绝。这情况延续了23年之久,直到1921年阿博都-巴哈逝世为止。在这期间,只有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断过一次。
巴哈伊社团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纷纷建立起来,并举办公众大会和经常安排各项座谈会;有关的小册子也开始陆续出版。这些出版物几乎全是摘录自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书简和那些从阿卡归来的北美巴哈伊信徒所提供的叙述。还有一些教友安排发行一些打字手稿的复写本。这些复写本大量地摘录了巴哈欧拉的祷文和他启示的诗文,同时也包括一些阿博都-巴哈写给个别信徒信函的摘录。
然而,就在巴哈伊信仰处于这一发展关头之际,它却遭受了巴比史上叶海亚事件所带来的严重打击和挫折。阿博都-巴哈的异母弟弟穆罕默德·阿里因巴哈欧拉授予其兄教长(领导人)的职权而恼怒。由于无法改变他父亲圣约中所特定的条文,穆罕默德·阿里于是想方设法阻扰阿博都-巴哈在巴哈伊社团中行使其职权。当这一招失败后,穆罕默德·阿里又想在巴哈伊社团里树立一批自己的追随者。就在第一批西方朝圣者访问前不久,这件事便爆发了。它很快就引起了海拉拉博士的注意。
后者把自己看成是北美最有影响力的宣教者,又把自己看成是巴哈伊教义基本思想的主要倡导者。布朗后来发表了海拉拉宣教的一些讲稿。从中可以发现海拉拉所宣扬的观点相当令人吃惊。
[7]巴哈伊教义从波斯传播到北美那里时,只剩下了巴哈欧拉的地位和人类一体的概念。海拉拉在宣扬这两项教义时掺杂了与巴哈欧拉教义毫无关系的晦涩概念。
在1898年访问阿卡期间,海拉拉请求阿博都-巴哈批准他宣讲巴哈伊信仰。当时阿博都-巴哈纠正了海拉拉的一些错误看法,要他认真研究巴哈伊经典。他拒绝了,变得越来越远离巴哈伊信仰的教义。就在这一次访问期间,穆罕默德·阿里来找他。第二年回到美国后,海拉拉拒绝承认阿博都-巴哈,坚持说他自己就是西方巴哈伊信仰的权威,这使他的巴哈伊朋友和学生都非常惊讶。但是,篡夺巴哈伊领导权的这些企图失败了。在极度失望之下,海拉拉最终回到了叙利亚。随着他的离去,信仰分裂的危机消失了,因为穆罕默德·阿里除了能吸引少数亲戚和随从外根本无法吸引到自己的追随者。
这次危机及其结局成为巴哈伊历史的转折点。在这一重大关头,新信仰走上了一条可以实现其成为独立世界宗教的宣言的道路。毫无疑问,如果穆罕默德·阿里和海拉拉的企图得逞,掌握了巴哈伊运动及其领导权,那么它将很快衰落成为一个小教派。
幸好这种情形没有发生。尽管北美巴哈伊社团的数量减少了,并遭受到了指控和反指控的冲击,但是他们都转向和遵从阿博都-巴哈对他父亲教义所作出的权威性指导。为此,阿博都-巴哈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阐述巴哈伊启示的主要原则。他反对玄谈和空想,尽力向全世界解释巴哈欧拉所启示的社会教义。在无数次的信函、与朝圣者的交谈及阐释的经典中,阿博都-巴哈一再强调,不仅个人的心灵,还有整个社会的秩序都必须加以改革。他还重视倡导全世界所有正统宗教必须废除种族偏见,提倡男女平等的观念,推行全民教育,在社会和经济体制中实行正义,以及许多类似的观点。巴哈欧拉的社会教义符合现时代的需要,这已由一再发生的席卷全世界的危机得到了证实。
[8]
[1]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巴哈伊世界信仰——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著述选集》(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34, rev. Edn., 1956, Wilmette, U.S.A.)第205页。该文献的全文在第204-210页。
[2] 布朗的“ A Traveller’s Narrative ”第xxxvi页。
[3] 有关阿博都-巴哈的详尽生平事迹,可参阅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第14-21章,亦见巴柳齐写的传记《阿博都-巴哈:巴哈欧拉圣约中心》。
[5] 引自守基·阿芬第的《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39页。
[6] 《巴哈伊一百年》(The Bahá’í Centenary, 1844-1944)第139页。
[7] 布朗的《巴比教研究资料》第115-150页。
[8] 见阿博都-巴哈的《若干已答之问题》(Some Answered Questions),尤其见第一、五章。反对巴哈伊信仰的基督教传教士指责阿博都-巴哈只是为了迎合西方世界而增加这些社会教义。然而,布朗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认明巴哈欧拉著述中基本上包含了这些教义(“巴比教”,《世界宗教体系》第351-352页)。自那以后,巴哈欧拉主要著述的翻译和出版令人信服地表明,阿博都-巴哈的观点是从这些教义中生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