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背景1
星期五, 06/11/2010 - 09:37 — sohobahai
现代发展学的起源可追溯到二战后殖民体制瓦解和新兴民族国家崛起。第一批发展规划和战略就受到了马歇尔计划所实施的重建欧洲这一成功模式的直接影响。该模式提出的现代化道路，几乎把重心全部放在了工业化上。它的主要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以为这样能创造足够的财富和就业机会，可逐步使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参与到生产活动中。为了让现代化的好处惠及世界人民，当时所采用的方法最主要的就是资本积累、技术转让、引进现代管理方法以及大量注入外援。
结果，却是好心办坏事。在尝试开启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潜力时，工业化进程导致了大量移民由农村涌入城市，并伴之以社会凝聚力的崩溃。这种人口流动并非无意之举，因为当时相信这是加速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甚至是诱人的途径。这一发展举措暗含了这种观点：农村地区的大多数居民过着生产力低下的生活，他们需要引导。其总体理念暴露出发展规划的制定者所抱持的家长式的错误认识。
因为这些旨在实现宏伟发展目标的策略的无效性日益明显，注意力的焦点在60年代转向了文化、人口和科技问题。在继续把经济增长作为总体目标的同时，人们配置了大量资源，用以探索如何排除经济增长的障碍。有关健康、教育以及通过绿色革命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努力，常常被人们当作这一时期最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加以津津乐道。而这些项目依据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农村群体确实很有才智，只是缺乏适当的工具——总之，若能增强这一群体的科技基础，经济繁荣必定随之而来。
绿色革命仅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粮食生产显著提高，差不多能确保亿万民众免遭饥饿之苦。但不论在乡村，还是在移民不断涌入以寻求美好生活的城市，贫富差距都在加大。因此，发展思路过渡到强调贫困人群的需求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参与和共享。然而，即使经过了二十年的发展，赤贫人口还是很快就要达到十亿。这令政策制定者和一线工作者着实惊诧。这又引发了对公平问题的重新思考。国际机构开始实施特别针对最贫穷人群的大规模行动。公平发展和注重人的基本需求，成了致力于发展的社团首要的关切。
在发展的第三个十年结束之际，不单是政府和国际机构，还通过众多非政府组织所开展的数千个项目，使人们有可能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相当深入的分析。深层对话和研究揭示了许多议题的复杂性，这些议题包括：适宜的技术，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为培养社区和机构能力而规划并实施项目，环境保护，以人为本的发展，社区组织和项目评估等等。一个体认发展的高度复杂性的学习过程终于步入了轨道。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对贫困人群的认识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从70年代初至今，主流观念本质上还是把当前的现实简化为一堆没完没了的问题和需求——人们苦于粮食、住房、卫生条件不足，教育机会有限，缺乏资金和现代技术，生活水平低下。不断深入地认知贫穷背后潜在的多种多样的原因，这的确是进步的体现，但是如何形成一个综合而有机的发展模式，让最受贫困折磨的民众参与进来，这一点尚毫无头绪。把问题限定在狭窄的范围内，采取走一步看一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无法奏效，而且以后也肯定无力扭转四处蔓延的贫困，以及当前正席卷地球上大片区域的社会机能紊乱。
今天，尽管越来越强调参与和赋予地方社区能力，但发展项目往往是从外部而不是由社会基层来发起和管理的。具有整体性质的真正参与式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仍需要得到相当程度的落实。而更为重要的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无论眼下表现得如何富于创造力，若没有一个关于人生和社会的统一愿景，它也不可能给民众的生活带来系统的改善。这一愿景必须依凭并丰富地球上绝大多数民众对生活的深层理解。因而，除非有关发展的讨论承认需要重新审视人的本质，否则很难看出发展理论和实践如何能经受一番根本性的变革。靠沉思或人云亦云探索人的本质是不会有结果的。对这个重大问题的严肃讨论势必需要科学和宗教在新的层面上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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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部分及以后部分的许多观点在法尔扎姆·阿巴卜博士的《推进关于科学、宗教和发展的讨论》一文中有详尽的阐述，该文即将由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