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挑战（1）
星期四, 07/29/2010 - 17:25 — sohobahai
在导言里提到由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尝试性地提出的一个观点。他是十九世纪在波斯最早接触巴哈伊信仰的西方学者之一。布朗表示相信，这年轻的巴哈伊信仰很可能在将来发展成一个新的世界性宗教。在他看来，这为学者们提供了详细考察一个新宗教如何形成的独特机会。[1]最初的调查促使布朗在以后的三十年间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认真研究巴哈伊信仰的起源。他发表了好几部评论性的著作，还翻译出版了巴比教和巴哈伊信仰主要文献的选集。
然而，这些努力并未受到布朗同时代人的普遍赏识。尽管他的工作得到了某些同事的同情与支持，但其他人却认为他所研究的只不过是伊斯兰教内部的一种改革运动，不值得花费这么大的工夫。[2]在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牛津学报》上，一位评论者甚至指责布朗的巴哈伊研究“荒谬地违反了历史观点”。[3]
自布朗开始研究巴哈伊信仰后的一百年历史证明了他最初的判断是正确的。一个新的独立宗教体系尽管缓慢但却确定无疑地形成并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这个新体系与它所源自的伊斯兰教背景有着显著的区别。因此，当代比较宗教学的权威，如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将巴哈伊信仰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视同仁地看成是世界独立宗教，也就不令人奇怪了。[4]伊斯兰教组织的发言人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尽管其动机大相径庭。早在1924年（原文如此，第一章首页注一为1925年——译注），埃及属伊斯兰教逊尼派的贝巴法庭就在一宗诉讼判决中作出结论：“巴哈伊信仰是一种完全独立于伊斯兰教的新宗教……因此，任何一位巴哈伊都不能被当作是伊斯兰教徒，反之亦然，就如同佛教徒、婆罗门教徒或基督教徒不能被视为穆斯林。”[5]
巴哈伊相信，这一独立的新宗教有能力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在可望的将来实现一种全球性的文明。他们强调，巴哈伊信仰必将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社团能够通过由它自身成功所带来的考验。巴哈伊教义中“考验”有着特殊的含义，这里有必要加以说明。
巴哈欧拉教导说，“考验”对人类的发展进步是不可或缺的。阿博都-巴哈说，如果我们不经受考验，我们的天赋潜能便绝不会得到发展。
假如没有考验，我们便无法辨别真金与假金。假如没有考验，我们便不能分清勇者与懦夫……假如没有考验，大学学者的才智便无法发展。[6]
考验的概念也同样适用于巴哈伊社团本身的发展。守基·阿芬第写道：
的确，圣道头一百年的演变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各种程度的、具有直接破坏力的内部与外部危机，但每一危机都神秘地释放出相应当量的神圣力量，从而予以圣道发展以新的推动。这进一步发展的本身会引致更为严重的灾难，但伴随的却是更为强大的神圣力量的释放，从而使圣道的拥护者能加速其发展，通过服务赢得更令人信服的胜利。[7]
因此，在对本书的研究作出结论之前，再谈谈作为一个已经确立并越来越得到共认的巴哈伊信仰在当前所面临的种种新考验是有助益的。在巴哈伊信仰创始人逝世一百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她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1，维护社团的团结；2，赢得全世界的认同和参与；3，对付日益增长的反对势力；4，树立巴哈伊生活方式的模式，为实现全球文明起到示范作用。
巴哈伊信仰最重要的财富乃其自身的团结。巴哈伊社团的首要目标之一是帮助人类实现统一。因此，以一个充满怀疑的时代的眼光看来，这个信仰最令人感兴趣的明证在于它安然渡过了其发展史上关键的第一个百年，牢固维护了其社团的完整（即没有分裂成许多教派）。[8]仅这一成就便使它在世界各大宗教里显得独树一帜，因为没有一个主要宗教运动不曾发生分裂。在各种形式的宗教社团中，分裂过程屡屡发生于早期最为脆弱的阶段；而那开创之力只能在教派之间相互争斗的干扰之下发挥作用。
对于早期的世界各个宗教来说，这一问题尚不十分紧要，因为信徒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了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然而对巴哈伊信仰来说就不同了，因为团结乃是它所声称的源自神圣的标志。巴哈欧拉以最强硬的措辞谴责任何将团伙或宗派的毒素引入其社团的企图。[9]在巴哈伊里没有什么“自由派”、“正统派”或“改革派”，只有一种巴哈伊信徒，即一个有机统一的社团的成员。
既然现在巴哈伊信仰已经开始迅猛地在世界各地彼此迥然不同的文化和民族当中传播和立足，那么，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呢？有些地方性社团比其他社团早几十年将一些教义结合于他们的社会结构中，而有的则在资源及行政管理建设方面比其他社团落后几十年，在这种情况下，巴哈伊信仰还能保持同样程度的团结吗？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高度政治压力的时代。在被当前种族与文化对立弄得分崩离析的国家里，巴哈伊社团还能够在彼此竞争的民族背景中继续吸引新的信徒吗？世界正义院的权威对于巴哈伊信仰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个高度多样化而又迅速成长的宗教社团里，在一个社会如此广泛崩溃的时代里，巴哈伊的戒律还能够保持吗？在这方面，巴哈伊社团能否专注于由包括圣护守基·阿芬第在内的巴哈伊启示的中心人物所提供的巴哈欧拉教义，从而保持信仰的统一性呢？
从一个角度来看，巴哈伊社团显然具备了比过去好得多的能力和条件去迎接这些挑战。任何熟知巴哈伊教义及其历史的人都不会怀疑世界正义院作为巴哈伊社团唯一权威立法机构的地位。有关世界正义院的圣文根据是充分齐备的，并得以广泛出版发行；全社团的信徒都根据巴哈欧拉所规定的方式选举产生出这个机构；世界正义院本身则通过一系列的全球传教计划来指导巴哈伊社团的发展，而社团的所有其他机构也都依照世界正义院的指示而履行各自的职责。
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这一时刻，如果巴哈伊信仰还有任何弱点或不足之处的话，那也是与社团的迅速扩展及世界局势的变幻莫测有关的。近些年来，每年新加入的巴哈伊都在数几万名以上，并且这一成员扩展的趋势似乎有增无减，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巴哈伊全球社会的大片区域是由新成员构成的，他们加入信仰是因为他们“直觉地”认识到巴哈欧拉就是上帝的使者，同时也被巴哈伊的团结精神与实际榜样所吸引。
这些新信徒当中有许多是文盲，因而巩固成长中的社团的重任便极其依赖旅行传教网络和通讯，然而由于无法控制的世界性事件，通讯联络越来越受到干扰。阿博都-巴哈和守基·阿芬第两人都曾预言，由于社会普遍分裂并最终完全崩溃的影响，与巴哈伊世界中心的联系会时不时或者一定时间内受到暂时干扰（事实上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出现了这类情况）。在这样的时期内，仍待成熟的巴哈伊行政管理体系能够维护现有的信仰与行动的统一性吗？
巴哈伊有信心做到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巴哈欧拉的圣约充分保证了上帝将像在以往盛衰沧桑的年代里所做的那样，一如既往地维护其社团的团结。当然，巴哈伊信仰的行政机关拥有神授权力，可取消任何经劝告与警告后仍企图制造分裂的个人与小集团的信徒的资格。不过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巴哈伊社团正在进入一个其苦心维护的团结面临强大压力的阶段。
[1] E·G·布朗的《游客见闻》第viii页。
[2] 可参见E·丹尼森·罗斯的“巴比教”，载《世界大宗教》189-216页。罗斯是英国的东方学者，与布朗有学术上的交往。
[3] 转引自布朗为迈伦·H·费尔普斯的《阿巴斯·埃芬迪的生涯与教义》（Life and Teachings of ‘Abbás Effendi）所写的序言。
[4]见“导言”首页注一。
[5] 引自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第365页。
[6] 阿博都-巴哈的《精神生活的艺术》第91页。
[7] 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第365页。
[8] 正如穆罕默德·阿里和易卜拉欣·G·海拉拉事件（见第四章）所表明的，巴哈伊社团之所以成功避免了分裂，并非因为她的团结根基没有遭受任何攻击。除了这两个与阿博都-巴哈同时代的人物外，自1892年巴哈欧拉逝世以后，巴哈伊信仰的成长史上还发生了几次由社团重要成员策动的分裂和分治企图。但是，这些行径均未得到相当数量巴哈伊的支持，大部分随着其策动者的去世而失败。
[9] 阿博都-巴哈在其《遗嘱》里（第12-13页），要求圣辅将那些蓄意破坏巴哈伊社团团结的人立即驱逐出教。判断的方法是检验信徒个人对依巴哈欧拉圣约建立的中央机构的态度。“神圣而年青的圣枝，圣道的监护者，以及通过普选成立的世界正义院，皆受至荣之美（即巴哈欧拉）所关照和保护，皆受他的神圣和崇高者（即巴布）的庇护和无误指引……他们的决定就是上帝的决定，反对他们二者或其中之一就是反对上帝……”
阿博都-巴哈还清楚解释道，他并非意见的分歧或个人行为的失误，而是指否认巴哈伊圣文所命定的权威，拉帮结派另立派系的蓄意行径。他称这种人为“背叛圣约者”，说这样的人已不再是巴哈伊，也与巴哈伊社团毫无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