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挑战（3）
星期四, 07/29/2010 - 17:35 — sohobahai
对巴哈伊的迫害并不限于穆斯林社会。与其他许多宗教一样，巴哈伊信仰也受到了极权主义政府的敌视。在纳粹德国，巴哈伊信仰被取缔，巴哈伊活动遭禁止。这主要是因为巴哈伊信仰宣扬种族无分、天下一家的教义。在共产主义国家，巴哈伊信仰更是被消灭殆尽。
最后，巴哈伊信仰还长期遭受来自其他传统宗教的各式代表人物、尤其是传教士的攻击。[1]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在70多年前曾经指出，一些传教未果的其他宗教传教士开始嫉恨在同一地区传教的巴哈伊所取得的成功。随着巴哈伊信仰开始在西方国家取得显著的进步，可以想象这种敌视情绪会在传教人士中加剧。这些人甚至与其他宗教的教士纠合起来公开发表诋毁巴哈伊的动机与传教活动的言论。这个在东方遭受迫害的宗教的历史、教义和活动如今在西方也受到一些传教士的严重歪曲。[2]他们倾向于以历史而非神学为根据来攻击巴哈伊信仰。这些学者常常声称自己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对遇到巴哈伊信仰问题进行比较宗教的研究。他们试图将巴哈伊信仰描绘成一个由某些道德品质有问题的人相继领导的宗教阴谋集团。虽然这些人所引用的文献和其它形式的历史资料为真正的学者所不屑，但他们也确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其目的。因为这些著述打着学术的幌子，给人一种详尽和权威的假象，颇能欺骗无从辨识其资料真伪的一般读者。
对巴哈伊来说，对他们信仰的这些攻击乃是一种特别的挑战。可以理解的是，大多数巴哈伊极不愿意卷入宗教争端。除了他们可能生性就反感外，巴哈伊信仰的教义也强烈反对信徒们卷入争论和施行报复。阿博都-巴哈对此说道：
你们要认敌为友，将恶意者看作善意者。你们不得一方面视恶如恶，另一方面又虚与委蛇，因为和气善意地对待你们认为是恶意者或敌人的人是伪善的，既不值得，也不允许。不！你们必须认敌为友，将恶意者看作善意者，友善地对待他们。照这样做，你们的心灵便可摆脱仇恨。[3]
因此，对自己信仰的恶意批评，巴哈伊信徒一般都不予理会，而是交由巴哈伊组织去处理。倘若有人在传播媒介上歪曲巴哈伊教义，巴哈伊协理会会以公开声明的方式作出回应，以使公众能注意到严谨认真的学术著作。但是，随着原教旨主义在世界许多地区的兴起，可以预料其他宗教的教士对巴哈伊有关人类未来的圣启的反对将会有增无减。
随着巴哈伊社团的活动不断扩展，吸引越来越多公众的注意，对它的反对也会出现新的形式和策略。巴哈伊基于怎样的精神和原则去迎接这些新挑战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对他们信仰的国际形象的树立，对他们自身社团生活的品质，都将具有深远的影响。
维护社团的团结统一，迎接反对者的挑战，使绝大多数社团成员参与信仰的拓展工作，这些事情本身并不能实现巴哈欧拉的目标。它们也不可能使人类的大多数相信巴哈伊的启示掌握了解决人类未来问题的答案。在怀疑主义日渐增长的时代，唯有在巴哈伊信徒当中展现出某种更有吸引力的崭新生活方式，才会具有真正的说服力。守基·阿芬第说了一段常被引用的话：
有一样事情，也惟有这一样事情，能确实无误地保证圣道取得不容置疑的胜利，那就是我们自身的内在生活与个人品格的诸方面都反映出巴哈欧拉宣布的永恒原则的光辉。[4]
无疑，在现代社会里大肆宣扬的诸多方案中，巴哈伊社团提供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择。从她的诞生开始，巴哈伊信徒的人格和品德就赢得了外界的普遍钦佩和赞扬。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在十九世纪晚期作了以下的叙述：
我时常听到一些基督教教士对巴比（即巴哈伊）传教士的出色成功表示惊叹，而他们自己几乎一无所获……在我看来，其答案犹如正午之阳般显而易见……
对西方观察家来说，最能引起他们注意的是巴哈伊信徒的绝对真诚，为他们的信仰经受苦难、勇于牺牲的大无畏气概，他们对自己信仰之真理性的坚信不疑，以及他们对待人类、尤其是教友的令人称道的品行。[5]
当今的观察家也用同样的措辞赞扬巴哈伊社团。它是人类各民族完美融合的一个实际典范；它决不参与宗教争论或批评其他宗教；它没有发生在现代宗教运动中时常可见的道德腐败和贪污丑闻；它绝不用不适当的方式劝人入教；它的热情好客广受称颂。这些都为巴哈伊社团赢得世人的广泛尊重打下了基础。
但是，在当前的人类事务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危机，这对巴哈伊社团想要成为一个适应急剧社会变革的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例如西方国家的人们会观察：巴哈伊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是否代表了一种新开端：巴哈欧拉的教义能否扭转这一社会基石普遍分崩离析的趋势。在非洲，人们从事了一些类似的政治和宗教的努力，尝试用某种共性来组织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而部落制一如既往地阻碍和破坏这种努力。而这些非洲国家的巴哈伊社团打算去迎接这一挑战吗？在许多亚洲文化里，尽管实施了一些教育计划，千百年来妇女处于社会低下地位的情形至今仍然没有多大改变。在巴哈伊社团大踏步地突破这一传统格局，赋予巴哈伊妇女在社会中的转变角色的同时，巴哈欧拉的男女平等教义能否同样如他所预见的那样影响这些社会呢？
最后，巴哈伊社团能否证明其信仰可以解决正困扰人类社会和精神生活的经济问题吗？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里，巴哈伊信徒正成为某些地区的多数居民，他们的地方协理会因而也直接面临着这一挑战。在1983年召开的国际大会，世界正义院宣布新成立一个社会与经济发展处。巴哈伊社团被要求在基层实施众多适用巴哈欧拉有关社会与经济原则的计划。显然，巴哈伊社团正通过经济事务方面的实验来积累经验，而不单是提供一个理论体系。这些努力将成为巴哈伊生活的一个方面，在今后的艰难岁月里，这方面的实验有可能吸引人们进行特别详尽的研究。
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岁月里，这些挑战将在最大程度上考验巴哈伊的英雄主义和热情。它们尤其会检验世界巴哈伊社团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模式的潜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巴哈欧拉的信徒将会有充分的根据对他们信仰创立者有关其使命与先前上帝显示者使命的区别的那番话进行深思：
确然，他（耶稣）说：“跟随我，我会使你们成为人类的渔夫。”然而，可今天我说：“跟随我，我会使你成为人类的促进者”。[6]
凡观察巴哈伊奋斗的人士都会注意到，他们的信仰有了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大优势：这个世界看来终于准备倾听它的信息了。世界各地的人成为巴哈伊信徒的比率越来越高只是这历史新篇章的一部分。同样重要的是，巴哈伊社团以外接受巴哈欧拉对人类症状之诊断的人日益增多。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科学技术，对财富的改变力量乃至政治行动的功效丧失信心，许多地方的人们愈来愈深信，根本性的社会转变依赖于某种形式的精神与道德改革。换句话说，许多思想家正在形成一个共识，即科学与技术使“地球村”有可能实现，但只有当某种普适的价值观形成目标的一致，它才能成为适合全人类居住的家园。在罗马俱乐部于布达佩斯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奥雷利奥·佩切伊最后一次以俱乐部主席的身份发言，对这一问题做了扼要阐述：
科学技术与工业生产力所造成的极其巨大的进步，使我们为产生宏伟能力积聚了要素，锻造了工具；但我们尚无法理解和预见这种进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我们在地球上的地位，扩大了我们在地球上的责任……
因此，我们要构造出适合我们时代的生活哲学，它必须建立与我们时代的特性和急需必然相符的“智慧之柱”上的。[7]
他坚信：1，信仰是构建社会的基本要素；2，用巴哈伊的话来说是“地球乃一个经济系统。”许多社会科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同意他这两个观点。[8]到1980年时，由勃兰特委员会所作的具有影响力的研究告诫我们，重建我们的价值观体系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关乎生存的问题。[9]诸如阿尔文·托夫勒、玛丽莲·弗格森、弗里肖夫·卡普拉以及约翰·奈斯比特等社会评论家所写的大量著述已经明确无误地将这一信息及其含义传达给了广大的读者。[10]探讨人类前途的各种国际会议通过新闻媒介的广泛报道，已经使公众开始关注原先只被神学家关心的灵性问题。
如果上述这些观点代表了人类寻找安全保障的方向，如果巴哈伊信仰继续沿着它迄今坚定不移前进的道路走下去，那么人们不难相信，前方的某处就是巴哈欧拉在一个多世纪前所提过的最终汇聚点：
这是上帝的至伟恩泽遍洒世人的日子，这是他的至大宠爱灌注所有生灵的日子……现时的体制行将终结，新的体制必将取而代之。[11]
[1] 欲知这方面详情可参阅S·G·威尔逊的《巴哈伊信仰及其主张》(Bahá’ism and its Claims)；J·R·理查兹的《巴哈伊教》(The Religion of the Bahá’i)；W·M·米勒的《巴哈伊信仰的起源和教义》（Bahá’ism Its Origions and Teachings, New York, Chicago,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31）；R·P·理查德森著文甚多，包括“耶稣的波斯对手……”（The Persian Rival to Jesus …）和“先驱、先知和教皇”（The Precursor, The Prophet and The Pope），分别载比较宗教刊物《开放教庭》（Open Court）1915年8月和10月期。
[2] 例如，罗伯特·理查德森的“先驱、先知和教皇”（出处见上注，第XXX卷<1916年11月期>第626页）一文在谈到巴哈伊认为上帝显示者确系真实时说：“无人敢提出这样的信条，它只能被看作是宗教信条中最有害者…却被巴比和巴哈伊始终信奉着。”
[3] 转引自H·科比·艾夫斯的《自由之门》（Portals to Freedom）第169页。
[4] 守基·阿芬第的《巴哈伊行政管理》第66页。
[5]引自E·G·布朗为迈伦·H·费尔普斯的《阿巴斯·埃芬迪的生涯与教义》所写的序言，第xv-xx页。
[6] 引自守基·阿芬第的《承诺之日来临》第120页。
[7] 奥雷利奥·佩切伊的“粮食问题展望……”（Food Prospects……, Globe and Mail, Toronto, Oct. 20, 1983, p.11）
[8] 例如，见罗伯特·H·海尔布龙纳的《超越兴衰》（Beyond Boom and Crash,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米乔·莫里希马的《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技术与日本特性》（Why Has Japan Succeeded? Western Technology and Japanese Ethos,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2）；巴巴拉·沃德的“全球马歇尔计划”（A Global Marshall Plan），载《新秩序对话》（Dialogue for a New Order, New York: Pergamon,1980）。
[9] 勃兰特委员会的《南-北：生存计划》（North-South: A Program for Survival, Cambridge: W. I. T. Press, 1980）。
[10] 可参见弗里肖夫·卡普拉的《转折点》（The Turning Point,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2）；玛丽莲·弗格森的《大同阴谋》（The Aquarian Conspiracy, Los Angeles: J. P. Tarcher, 1980）；哈泽尔·亨德森的《另择未来》（Creating Alternative Futures, New York: Berkley Windhover Books, 1978）和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Megatrends,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82）。
[11] 《巴哈欧拉文选》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