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权的继承（4）
星期一, 04/13/2009 - 17:17 — sohobahai
若了解到圣护守基·阿芬第所领导的一系列主要计划，就会很容易把握他履行圣护职责的1921年至1963年这段历史的脉络。其中四个方面的活动尤其引人注目：巴哈伊世界中心的建设；巴哈伊信仰教义的翻译和阐释；行政管理体系的扩展，以及执行阿博都-巴哈的圣业发展计划。
自守基·阿芬第就任圣护伊始并终其一生，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建设海法湾周边地区的巴哈伊世界中心。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在世的时候，被流放的巴哈伊社团就陆续买下了几块土地。其中最重要的两块是安葬巴哈欧拉遗体的陵墓（在紧邻阿卡城的巴基大宅附近）和卡梅尔山坡上俯瞰海法城的巴布陵墓之地。在圣护任职期间，通过巴哈伊个人的慷慨捐献、遗赠和响应守基·阿芬第的专门呼吁，这些不动产大大地增加了。壮观怡人的花园已经作好了规划；一系列重要建筑物的第一座已经建起。为了满足巴哈伊国际社团飞速发展的需要，还绘制好了一个精神中心和综合行政大楼的主要蓝图，以随着社团的壮大而相应地扩展。这项综合性规划意在跻身世界最优美建筑之列。由此，这个分布广泛的宗教社团便有了一个朝圣和指导的中心，这势必大大增强信徒们的认同与归属感。
将启示手稿加以整理、校勘和诠释，使之成为标准的典章教法，并将它们适用于个人和社团生活之中，是任何一个宗教必须优先考虑的当务之急。作为阿博都-巴哈《遗嘱》指定的巴哈伊圣典的唯一解释人，守基·阿芬第依据巴哈伊圣典来解释世界的时局和大事，并通过长篇信函的形式将自己的见解告诉巴哈伊社团。[1]
同时，世界各地新成立的巴哈伊社团也就有关巴哈伊经典的各种问题纷纷向海法提出咨询。圣护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构成了阐释巴哈欧拉启示的重要部分。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守基·阿芬第重点研究和整理了巴哈伊信仰的历史。1944年纪念巴布宣示一百周年之际，他发表了一项非常详细的研究，包括了从巴布向穆拉·侯赛因宣布其使命到第一个“七年计划”完成整整一百年的历史。[2]
守基·阿芬第是将圣文从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翻译成英文的权威翻译者，[3]这给他诠释巴哈伊圣典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自幼便学习英语，以后在贝鲁特的美国大学和英国的牛津大学继续他的英语学习，直到1921年阿博都-巴哈去世。由于在圣护任职期间的头几十年巴哈伊信仰的主要行政机构都设在讲英语的国家，所以守基·阿芬第用英语表达和阐解巴哈伊观念的能力给西方巴哈伊提供了宝贵的指导之源。
作为圣典的诠释者，他对巴哈伊社团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重大的影响。在他的努力下，巴哈伊信仰在其全球扩展的初期阶段确保了教义的正宗和一致，因而也大大地减少了分裂并立的威胁。
除了翻译圣典和指导巴哈伊世界中心的建设外，守基·阿芬第的另一个重大建树是花了许多精力将巴哈欧拉构思的、阿博都-巴哈奠定雏形的行政体制加以发展完善。凡成年巴哈伊人数达到九个或以上的地方，便须通过投票选举产生一个“地方协理会”（又译“地方灵体会”——译注），来管理该地的巴哈伊事务。若一国之内有了足够多的地方协理会，建立了广泛的社团基础，圣护就要求该国巴哈伊选举成立一个总协理会，并授予其管理该国所有巴哈伊事务的全权。
海法的世界中心不断通过信函给世界各地新成立的组织提供指导，帮助他们将巴哈伊教义应用于社团生活的管理之中。更多的一般通信则是要求所有信徒全心全意支持和服从选举出的管理机构；明确规定磋商是巴哈伊集体生活的原则，要求各协理会在集体决策中认真实践磋商原则。
1951年至1957年间，依阿博都-巴哈的《遗嘱》，圣护任命了一些杰出的信徒为“圣辅”，赋予他们传播信仰和保护其机构的特别责任。巴哈伊全球行政体系的最高机关是巴哈欧拉构思并命名的“世界正义院”。守基·阿芬第指示，一旦巴哈伊社团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由各总协理会的成员代表全世界的巴哈伊社团选举产生世界正义院。
值得一提的是，北美的巴哈伊社团，尤其是美国的巴哈伊，在这全球行政体系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阿博都-巴哈曾经盛赞该社团的精神能力和其成员的奉献。他还对美国的诸多特性大加称赞。更重要的是他还指出，北美洲将成为巴哈欧拉所构思的行政体制的“摇篮”。由于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天即将来临，你们会目睹……西方是怎样取代东方而放射出神圣指导光芒的。”[4]
因此，当守基·阿芬第开始建立行政制度时，他把美国巴哈伊信徒看成是主要的合作者。他们当中己有几人参加了在国外的巴哈伊传教活动。其中有一位出自名门望族的美国人名叫玛莎·鲁特。她成功地使罗马尼亚的玛丽女王[5]加入信仰，成为第一位身居王位的巴哈伊。美国的巴哈伊还是《阿博都-巴哈遗嘱》的“主要执行者”。通过与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协理会的书信来往[6]，守基·阿芬第根据教义原则逐步确定出地方和总协理会的建制和运作模式。其它地方的社团组织被鼓励效而仿之。管理体制在本质上应该同一，文化上的差异则是次要因素。因此，建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是必要。
美国巴哈伊社团承担了制定这一模式的任务。但守基·阿芬第告诫他们，交给他们这项任务，是与他们国家那些为其熟知的政治制度的特性毫无关联的。相反，巴哈欧拉之所以出现在波斯，并非因为该民族拥有文化优越之处，而是因为它的道德极度堕落。同样，巴哈欧拉的行政秩序将会首先在物质主义盛行、缺少法制、贪污腐化的社会环境中建立起来。在那种情况（正如在波斯已经出现的）下，巴哈欧拉将证明：唯上帝之力能给人民和社会带来新生。[7]
随后的事实表明，守基·阿芬第在其圣护任职的头五年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发展巴哈伊信仰务行政体系是英明的。巴哈伊信仰的行政建制为实现阿博都-巴哈的全球宣教“神圣计划”提供了所必需的条件和工具。要使零落分散的社团能够承担如此重大的任务，就必须首先建立起能调集必要的人力和资源的管理决策机构，还有必要让这些机构有足够的时间掌握巴哈伊行政与磋商的基本原则。
因此，直到1937年，即阿博都-巴哈逝世后的第16年，守基·阿芬第才开始有计划地实现阿博都-巴哈给北美巴哈伊信徒的一系列信函中所提出的目标。1937年4月开始的第一个七年计划有三个主要目标：一、在美国的每一个州和加拿大的每一个省至少要建立一个地方协理会；二、确保每一个拉丁美洲共和国至少有一位巴哈伊导师；三、完成北美第一个巴哈伊灵曦堂的外部设计。1912年阿博都-巴哈访问这里时为该灵曦堂亲自奠基；它在很多方面象征着巴哈伊国际社团。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了一些阻扰，这项计划还是在1944年5月巴布宣示一百周年纪念时大功告成了。
第二个七年计划于两年后的1946年开始施行。它主要着眼于欧洲。当时那里仅有英国和德国的两个总协理会。该计划还要求在整个拉丁美洲各地成立地方协理会。另外，也计划大量增加北美洲的地方协理会数目。第二个七年计划于1953年完成，这一年也恰好是另一个巴哈伊重大纪念年份——巴哈欧拉自西亚查监狱开始其神圣使命的第一百周年。这个七年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加拿大成立该国的总协理会。这一目标在1948年达到，并接着于1949年经由加拿大国会的一项特别法案成为一个社团法人组织。[8]守基·阿芬第称赞这一成就“无论在东方或西方的巴哈伊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第二个七年计划中最引人瞩目的两项成就均与北美巴哈伊社团特别有关。1953年4月，伊利诺斯州威尔梅特灵曦堂正式落成，成为全球五大洲同类建筑的第一个。设计者是法裔加拿大建筑师让-路易·布儒瓦。他那绝妙的构思被意大利建筑师路易吉·夸利诺赞誉为“将给世界建筑带来彻底革命的新创造”，“它无疑将在历史上写下不朽的一页”。[9]这段时期的另一个主要成就也是一座纪念建筑物：富丽堂皇的巴布陵墓在阿博都-巴哈亲手奠基的石头大殿上建成。它的设计者也是一位加拿大人，名叫威廉·萨瑟兰·马克斯韦尔，阿博都-巴哈访问蒙特利尔时曾在他家住过。巴布陵墓由白色的大理石人行道、玫瑰色的花岗石圆柱和金色的圆顶组成，整个设计非常高雅，成为卡梅尔山巴哈伊世界中心在地中海沿岸的最优美标志性建筑物之一。
紧接着，在1953年，守基·阿芬第敦促巴哈伊社团展开了巴哈伊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行动：一个他称之为“世界拓展十年计划”的全球性计划。这计划于1963年结束。这一年是巴哈欧拉在里兹万花园的宣言一百周年纪念。该计划将在132个国家和主要属地新建巴哈伊信仰团体，将120个国家和地区的现有社团作进一步的扩展。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份国家将建立总协理会。同时还要求大量增加协理会、信徒和资财捐赠的数量。这个计划跟以前的一样，也如期完成了（实际上大大提前了），但却是在完全出乎巴哈伊社团预料的情况下完成的。
1957年11月初，守基·阿芬第在英国为卡梅尔山的巴哈伊文献档案馆购买设备时得了亚洲流行性感冒。他于11月4 日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整个巴哈伊世界不知所措，而他的十年计划仅完成了一半。
圣护的职位在理论上是可以接续的。阿博都-巴哈在其《遗嘱》中授权圣护可在巴哈欧拉的直系后裔中指定其继任人，同时还提出了这样一位接班人所必须具备的若干品质。守基·阿芬第去世时没有指定接班人。这显然意味着，他的家族之中无人符合巴哈欧拉《圣约》和阿博都-巴哈《遗嘱》所规定的灵性品质。所以，再也没有新的圣护产生。这样，世界正义院便成为领导巴哈伊社团的唯一权威机构，但它尚待选举成立。[10]
整个巴哈伊世界面临着难题，但三个相关的因素提供了解答：一、由守基·阿芬第的若干阐述可以清楚理解他的考虑，即十年计划一旦完成，便具备了条件选举成立世界正义院。二、巴哈伊社团可以从守基·阿芬第已经制订的详细计划中得到它所需要的基本指引；三、在致巴哈伊世界最后的信函之一里，他已经委任圣辅为巴哈伊信仰的“主要干事”，要求他们与各总协理会紧密合作以确保十年计划的实施和保障团结。[11]
在守基·阿芬第这最后信函的鼓舞下，圣辅便通过一系列的年度会议进行他们的工作。这些会议产生了若干重要声明，其中包括正式通告守基·阿芬第既没有留下遗嘱也没有委任圣护的接班人（1957年度会议），并宣布将于1963年由全世界所有巴哈伊总协理会的成员投票选举产生世界正义院（1959年度会议）。
到1961年4月，21个新的总协理会在拉丁美洲建立了；一年后欧洲又成立了11个总协理会。十年计划中余下的其他目标也同样完成或超额完成。1963年的春季是巴哈欧拉在里兹万花园向信徒首次宣告其使命的一百周年。全世界56个经选举产生的总协理会的成员进行了第一届世界正义院的选举。各圣辅恳切地自愿放弃当选这一巴哈伊社团最高行政机构成员的资格。
对巴哈伊信徒来说，第一届世界正义院的选举成立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斗争、磨难、迫害和多次内部危机之后，通过民主选举程序，巴哈伊社团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全面指导和管理巴哈伊信仰事务的永久性机构。它是由巴哈欧拉构思并依据他和阿博都-巴哈所规定的原则设立的。第一届世界正义院的九位成员来自四大洲，代表着世界三大主要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具有几种不同的种族背景。[12]这一点看来十分符合世界正义院的性质和职能。
除了建制上的重要性，世界正义院的建立本身还完美地体现出巴哈伊视为其信仰之本质的基本要素：团结。作为掌管巴哈伊社团所有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世界正义院的出现意味着：在宗教成长的最关键时期，巴哈伊信仰保持了团结，因为第一个一百年通常是一个宗教最脆弱和最易分裂的时期。
正如米尔扎·叶海亚·穆罕默德·阿里和易卜拉欣·海拉拉的事例所充分表明的那样，在这一紧要的历史关头，分裂巴哈伊社团的行为接连不断。然而，自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到守基·阿芬第的领导权的成功接续，证明了这些分裂企图的失败，[13]这一点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巴哈伊社团里，地方和国家的所有信徒和行政机构都受到世界正义院的管辖。而随着这个大家公认的永久权力机构的建立，社团的团结便通过一种行政体制的形式与每位信徒产生了直接的关系。[14]
世界正义院的选举为继续扩展圣护所推动的两项主要活动铺下了道路：一、为满足快速发展的的需求而设立新的行政机构和职位。二、为继续实现阿博都-巴哈的“以精神征服全球”的远见，需要一个完善的新全球传教计划。
1964年，即第一届世界正义院成立后的第一年，它开始了一项九年计划，并于1973年——巴哈欧拉启示《亚格达斯经》（《至圣经书》）一百周年——如期完成。紧接着是第二个五年计划，于1979年完成。之后，世界正义院又布置了第三个全球传教七年计划，并于1986年完成。
[1] 《巴哈伊行政管理》（Bahá’í Administration）；《神圣正义的来临》（The Advent of Divine Justice）；《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书信选》（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Selected Letters）；《致巴哈伊世界的信——1950-57年》（Messages to the Bahá’í World, 1950-1957）；《承诺之日来临》；《致加拿大巴哈伊函》（Messages to Canada）和《信仰堡垒——致美国巴哈伊函——1947-57年》（Citadel of Faith, Messages to Ameirica, 1947-1957）。
[2] 守基·阿芬第的《上帝走过》；欲知该计划详情参见下注。
[3] 《巴哈欧拉文选》；《伊勘经》（《确信之书》）；《隐言经》；《七谷与四谷经》（The Seven Valleys and the Four Valleys）；《致狼子书》（Epistle to the Son of Wolf）和《祈祷与默思》（Prayers and Meditations by Bahá’u’lláh）。
[4] 引自守基·阿芬第的《信仰堡垒》第30页。
[5] 详见鲁希伊·拉巴尼的《无价之珠》第五章。
[6] 北美的巴哈伊社团原为一体。1948年加拿大巴哈伊成立了自己的总协理会，之后依国会的一项特别法令成为社团法人组织。
[7] 守基·阿芬第的《神圣正义的来临》第14-16页。
[8] 守基·阿芬第的《致加拿大巴哈伊函》第12-13页。
[9] 让-路易·布儒瓦（Louis J. Bourgeois）的《巴哈伊礼拜堂——新闻媒介评论和象征主义》第7页。
[10]见世界正义院编印的《指引之源——书信选（1963-1968年）》（Wellspring of Guardian，Messages 1963-1968）第44-56、81-91页。
[11]各圣辅在任职期间（1957-1963年）所采取的全部行动和他们在年度会议上所制定的各项声明全文见《巴哈伊世界年鉴》（The Bahá’í World: An International Record）第十三卷（1957-1963年）第333-378页。
[12] 1963年以后的世界正义院选举每五年一次在兹万节期间进行，即1968年、1973年、1978年和1983年。
[13] 更进一步制造分裂的企图发生世界正义院选举成立前的1960年。当时有一位年过八旬名叫查尔斯·马森·雷米（Charles Mason Remey）的美国籍圣辅突然宣称自己是圣护的“继承人”，并且未对此作清楚解释。其他圣辅根据《阿博都-巴哈遗嘱》所赋予的权力将他驱逐出信仰。雷米的做法并未造成什么影响。他于1974年去世时就连当初被他吸引入教的亲近信徒也不理睬他。
[14] 在《亚格达斯经律法纲要》出版的1973年，世界正义院公布了《世界正义院宪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