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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期共同价值观探索(1)

 

1.        在共同努力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一个新的发现呈现在我们面前:人类面临的挑战与人类的繁荣本质上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无论什么问题——贫穷、武器扩散、妇女权益、艾滋病、全球贸易、宗教信仰、环境的可持续性、儿童生存环境、腐败以及少数民族的权利,人类面临的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可以在各国和各民族互相孤立的情况下获得充分的解决。在面对全球危机时,国家间的界限在淡化,——这是很显然的,这种界限的淡化表明整个人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1]这种自然趋势对联合国改革的现实意义,正是巴哈伊国际社团贡献给这个令人尊敬的组织60周年纪念大会的关注焦点。[2]
 
2.        联合国的改革过程必须置于更广泛的进化进程中加以理解。这种进化进程始于早期的诸如“国际联盟”之类的国际合作形式,目前人类事务的行政管理正在走向互相依赖和一致。这一进程是由联合国的创立、世界人权宣言、不断增多的国际法律社团、新独立国家的出现和合并、以及地区和全球合作组织共同推动的。最近15年里,我们见证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刑事法院、非盟,目睹了欧盟的迅速扩张、公众事务的全球合作,还看到表述清晰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一个前所未有的旨在根除世界范围贫困的全球发展规划框架。“国家主权”是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基础,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但在上述组织发展和相关文件的制定过程中,“国家主权”的定义成为不断争执的焦点:传统的“主权”概念的界限是什么?国家对国民应负哪些责任?国家之间互相承担什么责任?如何履行这些责任?[3]尽管充满艰辛和挫折,不断涌现的制度、运动和论说,佐证了世界事务正在走向联合和统一这一日益明显的趋势,并将在20世纪末和新千年初构筑社会组织的一个普遍特性。
 
传统的“主权”概念的界限是什么?
3.        既然各种合作机制和各种合作论坛正在戏剧性地增长,那么为什么这个世界仍然四分五裂、隔阂如此深刻?为什么普遍的痛苦依然冲击着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宗教、不同政治制度、不同经济水平以及不同性别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冷静地重新审视那些不再促进人类福祉的法律标准、政治和经济理论、价值观以及宗教教条。重男轻女,男人和男孩的发展与进步以牺牲女人和女孩的利益为代价,已经严重限制了社区的创新精神、发展潜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少数民族的忽视强化了使民族和国家互相对立的顽固偏见;民族主义践踏了外国公民的权利和机会;弱小国家爆发冲突,法律失效,大批难民逃生;纯粹追求物质繁荣的经济规划常常阻碍社会的发展和道德进步,而社会发展和道德进步正是财富得以公正而仁慈地使用所必需的。这些危机大大限制了传统统治方式的有效性,并把无法回避的价值取向问题置于联合国面前:究竟什么样的价值观能够引导世界各国、各族人民摆脱因利益争夺和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混乱,而最终趋向一个在人类社会各个层次上贯彻正义与公平原则的世界社区
 
我们必须冷静地重新审视那些不再促进人类福祉的法律标准、政治和经济理论、价值观以及宗教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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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当联合国开始正式承认人权、发展和集体安全诸问题的互相依赖时,关于人类整体发展的未来远景的课题得到了一些社会组织的积极响应,这些响应体现在他们对全球性联合国会议的贡献上,包括1992年的“环境与发展大会”、1993年的“世界人权大会”、1994年的“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1995年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的“世界社会发展高峰会议”、及1996年的“联合国人居大会”。

2. 巴哈伊国际社团,作为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自联合国1945年首次成立大会时起就在其能力范围内积极参与到联合国事务中。于联合国成立10周年庆典之际,巴哈伊国际社团针对联合国宪章修正建议案向秘书长提交了建议书,该建议基于对如下观点的认可——实际统治权不再属于国家政府机构,因为国家之间越来越互相依存;当前的危机既是道德、精神方面的,同时也是政治方面的;当前的危机只能通过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加以解决,这一新的世界秩序代表了人类各民族各国家的根本利益(巴哈伊国际社团,“巴哈伊国际社团提交给联合国的宪章修正建议案[1955]”,《巴哈伊世界1954~1963》,Vail-Ballou Press, Inc., Binghamton, New York, 1970)。1995年,巴哈伊国际社团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发表了一个声明,明确指出人类之间的依存度日益增长的趋势,并就联大的复兴、执行力的提升、国际法庭的强化、经济繁荣、道德进步、人权与妇女发展等提出建议(巴哈伊国际社团,《所有国家的转折点》,巴哈伊国际社团联合国办事处,1995年,纽约)。纵观与联合国的交往历程,巴哈伊国际社团通过提案的形式贡献了自己的愿景和经验,这些提案涉及妇女发展、人权、环境、共同繁荣、经济发展等。

3. 2000年,有鉴于国际社会在干预索马里、波斯尼亚、卢旺达等重大危机事件方面可怕的失败,加拿大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致力于处理人道主义干预方面法律的、道德的、操作的、以及政治的问题。稍后,国际干预与国家主权委员会也随之成立,并在其题为“保护的职责”的2001年度报告中发布了其调查结果和主要原则。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危机中干预的再次失败,迫切要求对干预的法律标准和操作规范做出明确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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